#老刊物#《译林》外国文学丛刊 1979年第1期 （创刊号）封面设计 潘小庆 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定价 1.20元 http://t.cn/AX5MBx5f http://t.cn/A6mGyfiW

一部小说引发的“地震”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尼罗河"风波

半个世纪前，即1979年的冬天，一本外国小说的刊出，在封闭已久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不亚于“地震”的舆论风暴。这本小说，便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侦探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而这场风波，不仅关乎一本通俗小说的命运，更折射出一个时代思想解放初期的碰撞与阵痛，成为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1979 年 11 月，《译林》杂志在南京创刊，由李景端担任首任编辑部主任，最初仅有两名编辑（李景端和金丽文），该刊物宗旨区别于《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现有外国文学期刊，重点译介外国当代通俗文学作品。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化界刚刚走出 "文革" 封闭状态，外国文学译介面临着思想解放与传统观念的激烈碰撞。

1978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四毛钱一张的电影票，创下了百万票房的奇迹，大侦探波洛的形象迅速走进大众视野。《译林》编辑部敏锐捕捉到这一热度，决定将小说原著全文译载于1979年11月的创刊号上，由上海外语学院教师宫英海担任译者。谁也未曾想到，这个看似贴合读者需求的决策，竟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小说刊出后，市场的反响热烈得超乎预期。定价1.20元的刊物初版二十万册迅速售罄，紧急加印二十万册仍供不应求，黑市上甚至出现了加价售卖、外加香烟票才能购得的景象。然而，这份热闹背后，批评的声音也悄然酝酿。

1980年4月，风波正式爆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权威给中央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刊出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信中指责，江苏出版这本侦探小说、浙江出版《飘》，是“‘左联’时期以来的文学倒退”，直言“从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来没有如此堕落过”，认为这类通俗文学是“我们所不需要的作品”，指责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

这封信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人指责《译林》“犯了路线错误”。李景端后来回忆，当时编辑部"陷入了整顿挨批的困境"，"这棵初长的新苗大有夭折之忧"。与此同时，北京一批对西方当代文学持有偏见的学者将《译林》视为"异端"并试图"封杀"。

但江苏省委接到批转信件后，并未简单 "一刀切" 处理，而是进行了认真调查。省出版局局长高斯明确表示："在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公映之后，把原著加以出版，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译林》编辑部也据理力争，强调选择这部作品的初衷是服务读者，而非 "趋时媚世"，并指出作品本身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键时刻，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应尊重读者的选择，允许出版界有一定的探索空间，不应将通俗文学与 "堕落" 划等号。中宣部也没有对《译林》进行处分，而是要求其在今后选题中更加注重平衡通俗与经典、娱乐与教育的关系，“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随后，权威主动向《译林》编辑部道歉，承认自己的信给对方带来了巨大压力。这场轰动一时的“尼罗河风波”，终于画上了句号。

这场看似偶然的风波，其影响却跨越了半个世纪，深刻改变了国内外国文学出版与阅读的格局。从读者层面而言，《尼罗河上的惨案》打破了当时单一的阅读生态，让大众意识到通俗文学并非“低俗之作”，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阅读视野。

风波的平息为外国通俗文学的译介迅速打开了闸门。《译林》此后得以坚守自身定位，陆续译载了《吕蓓卡》《沉默的羔羊》等经典作品，带动了一批同类刊物的兴起。这场风波也意外地推动了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在中国的普及。此后，《东方快车谋杀案》《阳光下的罪恶》等多部经典作品先后被译介出版， "阿婆"也成为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侦探小说家之一。

半个世纪过去，《尼罗河上的惨案》依旧被反复翻拍、广为流传，而那场因它而起的风波，也早已超越了小说本身。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转折，记录了人们对知识与世界的渴望，更印证了文学的力量——真正的经典，总能跨越争议，在岁月中沉淀为永恒。如今再回望这场“地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本小说的命运，更是一个时代走向开放、走向包容的坚实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