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人，是很难理解另一个时代的人的。在某些时代，一个人如果被造谣，是可以被逼死的。逼Ta的人，对这个结果也是有预知的，但就是故意的。但很多人是站在当代的时代背景下去衡量这个事，认为被造谣也就是赔俩钱、道个歉的事儿。

在古代，谣言可作为权力斗争或社会清洗的廉价工具。 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差点被处死。

在某些时代，个人完全依附于家族、村落等“熟人社会”。一旦被谣言污名化，意味着被整个支持系统抛弃，丧失生存资料与社会身份，无异于死刑。

而且，因为信息垄断，辟谣几乎不可能。信息单向传播，权威掌控叙事。被污名者缺乏公开辩护的渠道，真相被彻底掩盖。

而当代，信息渠道多元，有公开辩论空间。受害者理论上可以通过媒体、法律、社交网络进行自辩，争夺叙事权（尽管仍不平坦）。个人可以脱离原有社群（如离开家乡、更换工作圈），在现代城市和匿名社会中重建生活。社会性惩罚的毁灭性相对降低。

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一切，让我们在回望历史时，产生了巨大的认知偏差，无意中用自己的生存经验去想象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则残酷的“社会丛林”。

但不同的时代，运行着不同的规则。在某些时代的规则下，谣言产生的社会压力足以直接压碎个体的物理存在。逼人者不仅是预知，更是想利用这套规则产生的必然结果来达成逼死人目的。

等你真正被逼死，你就彻底没有反抗的力量和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