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沉银宝藏打捞史】

“石牛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在四川，这个和张献忠沉银有关的民谣传唱了数百年。张献忠的千船沉银，真的直到300多年以后，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吗？

显然并非如此。无数史料证明，张献忠在江口遭遇伏击以后，与之对阵的明军将领杨展成为最大的财富受益人，杨展曾有一位幕僚名叫费密，是四川新繁人。他曾亲历了杨展和张献忠的江口大战。在费密所著《荒书》中，这样写道：“展得献贼所弃江口银鞘，人咸欲之，展亦散与牛、种屯田。”清初人冯甦的《见闻随笔》也记载：“献忠之去成都也，辇金银沉诸江，展使壮士乘巨筏探求之，数月，获大镪以巨万计……”当时财宝才沉入江底，所以杨展也收获最丰。利用这笔钱，杨展开始招兵买马，成为明末四川割据的将领中最强者。彼时，四川大闹饥荒，“斗米价至三十金，饿殍载道，或父子相烹食。”杨展派了上百人到贵州、湖北前后买入数十万石米粮，开始招兵买马、屯田开荒。不仅农民给牛、给粮，使其有田可种；壮年男子愿意当兵的还每月发钱粮。杨展在嘉定府盘踞，实力雄厚，极得民心，这让当时的明朝四川巡抚李乾德十分嫉恨。《蜀龟鉴》记载，李乾德指使袁韬、武大定刺杀杨展，攻陷了嘉定府。

据《蜀难纪实》对张献忠沉银数量有过相关细节描述，称张献忠装载的财富“累亿万，载盈百艘”。清代学者彭遵泗，是与彭山邻近的丹棱人，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等大批亲人都是张献忠据蜀的亲历者。彭遵泗写成的《蜀碧》中，详细描述了张献忠被杨展用火攻的情形。由于岷江河道狭窄，致首尾相接的大船无法骤退，再加上杨展又用枪铳击打，张献忠的船队几乎被烧得一干二净，“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在清代，还曾至少出现过4次官方打捞行为。

清人沈荀蔚所著《蜀难叙略》有讲：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一位渔夫在江口捕鱼时打捞起一件银鞘。他把银鞘剥开取走银两，鞘木也拿回家当作猪槽。岂料渔夫很快被告发，官府要求他把银两上交，当他悉数交出后仍被怀疑还有隐藏，终被拷打致死。此后，当地政府便在江口持续打捞了两三年，断断续续有了一些发现。

时间到了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彭山县志》记载，江口渔人再获银鞘一件。上报县衙后，当地立刻“派官往捞，数月获银万两有奇，珠宝多寡不一”。然而岷江江水深广，派人淘取的成本也很庞大，最终暂停。次年，这件彭山县衙组织的打捞事件还上报给了乾隆。有意思的是，在《清高宗实录》中，这次打捞所获，当地上报为“止捞获银三千两”。但乾隆对这种寻宝行为并不支持，他认为，国库充盈，当地政府根本不必在乎江底财物，反而派人打捞花费巨大。他责成上报此事的孙士毅这个“读书人”不应如此锱铢较利，江口打捞就此叫停。

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官府依然蠢蠢欲动。史料记载，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四川官方曾专门派道员勘察张献忠江口沉银处，因为百姓所指沉银地过于分散，最终没找对地方。

又据《清实录》记载，到了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在《明史》和《四川省志》中发现了张献忠沉银的相关记载，再次提请朝廷设法打捞。此时的清朝政府已遇到财政困难，因而对此颇为重视，谕令时任四川总督裕瑞悉心察访，“博采舆论，酌量筹办”。此次官方打捞究竟有无收获，史料并无记载。

关于民间打捞江口沉银，史书记载非常多。清人陈聂恒在《边州闻见录》中写道，彭山江口这个地方，经常可以捞到金银，以致此处数十户人家以打捞沉银为生。他还记载过一件事：据说当时有人看到一个“斗大金印”出现在岸边，后来又不慎落入深水。事实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前后三次的考古发掘中，已先后两次出水“蜀王金宝”和“蜀世子宝”金印，尤其是“蜀世子宝”重达十余斤。

2016年底获国家批准，2017年1月正式启动首次水下考古，采用“围堰考古”法，抽干局部河道进行发掘，出水文物3万余件，首次从科学角度证实了“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性，截至2024年11月，共进行了6次系统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超过7.6万件，涵盖金银册、印章、首饰、兵器等，极大丰富了明末历史研究。

据说江口沉银博物馆也即将开放，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