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3姐妹留遗书称韩国是我的命#
这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危机，要化解需要来点哲学解毒或者来点哲学对抗多巴胺。

印度三姐妹的悲剧，是一个扭曲的例证：她们将“韩国文化”这一外部客体，当作了不容置疑的、绝对的生存意义来源。当父亲没收手机（切断这一意义来源）时，她们体验到的不是简单的娱乐剥夺，而是整个生存根基的崩塌，从而选择了最极端的“自由”——结束生命。这警示我们，将意义完全寄托于某个易变的外部对象（无论是虚拟世界、成绩还是他人认可），是极其危险的。

萨特指出，人在选择中定义自己。父母应创造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在生活、学习、兴趣上做出真实选择（小到周末安排，大到兴趣发展），并引导他们预见和承担选择的后果。关键不在于选择的对错，而在于体验“我是我人生的作者”这一过程。例如，孩子沉迷游戏，可以共同探讨：“除了游戏，还有什么能让你感到同样的投入和快乐？我们可以试试吗？如果选择减少游戏时间，多出来的时间你希望用来创造什么？” http://t.cn/AX59K3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