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看到这样一种由于公民社会环境缺乏,公共生活缺乏而产生的,对于公共议题讨论的基础共识。
而且由于公民社会环境的缺乏,导致没有真正的社会组织,所以非常容易产生一种个人,理念和集体三者之间界限的模糊。比如有人在我转发评论区说的,“没有我们女权你都不知道这件事”,“她背刺了女权”,“女权总是这样被利用”——但是女权是一个理念,女权主义者是一群理念有相似之处,但是具体细节有无数区别的个体。这样的概念混乱非常容易造成一种团结的表现,同样也容易造成一种“背叛”的错觉。但是其实大家从一开始,本来就不是相同的。比如有的人认为女权主义和婚姻互斥,有人认为女权主义和婚姻可以兼容。这都没法统一。
依然是由于公民社会环境的缺乏,导致无法走向线下,不能组织,不能持续行动,不能形成制度反馈。这样它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向内部,不是因为人坏,而是因为:能量必须找出口。而当外部出口被封死,内部就一定会出现——纯洁性审查,忠诚测试,找“叛徒”,划阵营。因为大家相同的方面已经无可作为,那么只能在不同的地方发力。
另外,当一个群体长期被否定,长期被贬低,长期被主流话语羞辱为“极端”,那么当一个被寄予象征意义的女性说出一句:“我不认同极端化”,这很容易引起了一种反应:“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正常?”“你是不是站到他们那边了?”类似一种创伤触发。即便意识到对方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也没有用,因为“你凭什么没有这种创伤”也会成为一个问题,或者“你居然不顾忌我的创伤讲这种话”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被触发的创伤并不天然具有公共正当性,理解其来源,并不等于必须为其让渡讨论空间,更不意味着他人有义务为此自我审查、反复澄清或承担情绪安抚的责任。当公共议题被不断要求以“是否照顾了某些人的创伤感受”为前提时,讨论本身就已经发生了位移——从事实、权利与制度问题,退化为情绪排序与道德站队。这并不能修复创伤,只会制造新的紧张关系:任何不完全重合的表达,都会被解读为背叛;任何拒绝情绪绑定的个体,都会被视为威胁。
公共议题不可能建立在情绪一致之上,只能建立在对差异的承受能力之上。否则,任何试图站出来的人,最终都会发现自己不是在争取权利,而是在一场永无止境的忠诚考试中自证清白。
发布于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