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印媒报道，印度商务部严重谴责中国比亚迪，让印度人先付款后提车的商业行为。印媒说比亚迪的这种做法不符合世界上一贯的商业准则，这是对印度人民的歧视。
​但比亚迪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是因为曾经在印度市场吃过大亏，早在几年前，比亚迪就曾满怀诚意布局电动大巴市场，可一场长达两年的赖账纠纷，给比亚迪上了深刻的一课。
​当时比亚迪完成1000辆电动大巴交付后，印度合作方以“质量瑕疵”“审批未完成”等借口，拖欠3000万合同款，比亚迪不得不通过跨国仲裁维权，最终仅追回零星款项，耗费的时间与人力成本远超预期。
​这还不是个例，2023年印度税务部门突然指控比亚迪逃税7.3亿卢比，可当年比亚迪在印总销量仅1960辆，平均每辆车背负的税款荒谬到外媒都直呼“不合理”；后续比亚迪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印建厂，带动当地就业，却被印度以“国家安全风险”直接叫停，转头就向特斯拉抛出橄榄枝，这般双重标准让比亚迪彻底看清了印度市场的风险。
​此次引发争议的“先付款后提车”，核心是比亚迪针对印度市场的风险防控，而非印媒口中的“歧视”，争议的导火索是印度政府计划采购1000辆电动大巴，按照印度方面的预期，沿用国际上常见的“10%定金+到货验收后付尾款”模式，可比亚迪直接提出“全额预付”，否则拒绝发货。
​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公开表态，指责这种条款是“不负责任的歧视行为”，损害印度国家信誉，可印媒却刻意回避了印度市场糟糕的商业信用现状。
​邓白氏发布的《2025年全球付款分析报告》给出了关键答案，这份覆盖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的权威报告显示，印度是亚洲长期逾期风险最高的市场之一，逾期90天以上的企业占比达8.4%，其中金融业、建筑业的长期逾期比例更是突破20%。
​也就是说，在印度开展商业合作，回款难、回款慢是常态，这并非比亚迪刻意挑剔，而是无数企业用教训换来的共识，宁波一家企业曾与印度公司合作，218万美元货款因黑客伪造邮件被错汇，印度公司未履行基本核实义务，还错失追款黄金时间，最终双方陷入长期仲裁，企业蒙受巨大间接损失。
​不止中国企业，三星、沃尔玛、谷歌等国际巨头，也都曾在印度遭遇突然罚款、政策变脸的问题，三星2025年被罚款6.01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其在印一年净利润的三分之二。
​印媒声称比亚迪的做法“违背世界商业准则”，可事实上，“先付款后交付”在高风险市场早已是常见的自保手段，并非比亚迪独创，就连印度本土企业，在面对信用不佳的合作伙伴时，也会采取类似举措。
​更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的防控手段远不止于此，此次电动大巴合作中，即便印度提高首付比例，比亚迪也采取了“分阶段交付”策略——先发车壳，收到部分款项后再发电池，即便电池安装完毕，也会通过远程系统锁定车辆，直到尾款结清才下发授权码，彻底杜绝了被赖账的可能。这种看似“强硬”的做法，实则是被印度市场的过往经历逼出来的。
​其实，中印企业的商业摩擦，核心从来不是“歧视”，而是营商环境与风险防控的错位，印度一心推行“印度制造”，严审外资企业本无可厚非，但频繁的政策变脸、苛刻的税务审查、低下的法律维权效率，让外资企业不得不提高警惕。
​2025年10月，中国就曾因印度电动汽车补贴政策歧视外国产品，向WTO提起诉讼，可见双方的分歧早已存在。比亚迪的强硬，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出海意识的觉醒——不再为了抢占市场盲目妥协，而是学会用规则保护自己。
​印媒的谴责更像是一种“双重标准”，一边无视本土商业信用的短板，一边要求外资企业无条件信任；一边动辄以安全为由限制中企投资，一边又指责中企缺乏合作诚意，反观比亚迪，所有举措都围绕风险防控展开，既没有违背商业逻辑，也没有损害印度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毕竟只要按时付款，就能正常提车、使用车辆。
​这场争议也给所有出海企业提了个醒，面对信用风险较高的市场，唯有守住底线、做好防控，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而印度若想吸引更多外资，改善自身营商环境、提升商业信用，才是最该做的事，而非动辄指责他人“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