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杜拉斯的《绿眼睛》，以下是她和伊利亚·卡赞的对话。

“杜拉斯——我们继续谈谈童年。我们在两方面很幸运：贫穷，以及目前的栖身之地与故乡之间的距离。我认为这两件事很幸运。您曾回到过土耳其。而我，发生了很多事：战争、结婚、生子。我从未回到过我的故乡，以后也不会回去。我和我的童年完全分开了。我的童年只存在于我所有的书和电影里。我想，那些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那些朋友，他们都在法国出生，出生在可以自由进入的国家，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境遇，我们失去了故乡。我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您是美国人吗？

卡赞——我不认为自己是希腊人，也不是美国人……现在，我觉得我是世界公民，四处为家。我和穷人们、工人们和流浪者们的关系极富浪漫色彩。这些人遍布世界各地，我感觉和他们很亲近。而对于富人和那些很幸运的人，我常常故作高雅。

……

卡赞——您是我来自印度支那的朋友。我从未想过您来自印度支那。您也是个移民，我们都是移民，我们都很幸运。

杜拉斯——是的。

卡赞——被割裂的灵魂。

杜拉斯——是的。不仅仅被距离割裂，还有童年时代的贫穷。但说到底，这其中有着无穷的多样性和财富。怎么说呢？广博，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贫穷赋予我们的东西比富裕更宽广。

卡赞——我也这么认为。

杜拉斯——贫穷的城市，城市里面贫穷的街区，我在印度支那都经历过。我住在与暹罗交界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有地，那是个极度贫困的地区。这或许也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快乐的国度。孩子像苍蝇一样死去，但那里有着某种力量，吞噬一切的力量，包括孩子的死亡。

……”

好久没有读到过这么有力量又柔软的对话了，突然想起有人在他小红家关于婷的那篇笔记下面的一条评论：“这姐（婷）应该是一个极度纯粹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