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赵匡胤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向没有问题，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战略上限并不高。一千年后，我党也面临着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我党之中的有识之士坚决选择了北上抗日。北上虽然眼前非常困难，但首先抓住了民族大义，团体首先就有了凝聚人心尤其是吸引顶级人才的旗帜，其次就是在与更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战斗力，并且完善了各项制度和工作方法，培养了大量人才。而赵大选择先南后北，看似比较容易，但由于赵大本身皇位合法性就有问题，再加上先对本族政权下手，战争性质一下就成了内战，甚至还是倚强凌弱，反而导致南方各国激烈反抗，统一南方的过程被严重拉长，赵大自己的寿命也没撑住。而征南这个温吞水的过程，也导致朝廷军事权威不足，中央主导的制度改革也只能做得小家子气，各种叠床架屋束手束脚地限制权力，最后天下是太平了但系统的活力也没了。如果没有赵大篡权，世宗能持续北伐，解决幽云十六州问题，并且凭借军事权威进行制度设计，整个体制也就不必那么小家子气。然后借着民族大义获得天下人心，南方这帮军阀就没了统治根基，很快就会被收服于中央治下，中国历史进程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所以乱臣贼子上限不高，得位不正就不敢大刀阔斧，不敢主动去啃最硬的骨头，只敢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一点点小步快跑，但慢慢来的结果就是错过历史机遇，耽误本应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组织本身也失去了锻炼自己提高上限的机会。名正言顺可不是个心理安慰，而是决定组织发展上限的最基础的东西，一上来就把大义名分丢了，你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会发虚，也就做不了上限多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