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隔壁村里发生了一起杀妻案，男方仅仅因为妻子收到前夫写的一封信，就把妻子杀了。

男方平时看起来比较老实、任劳任怨，被抓那天在村里人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被戴了绿帽一时冲动，最对不起父母和孩子。

然后，他立刻得到了全村人的同情。

而他的妻子并没有给他戴绿帽的实锤，被杀的缘起真的只是收到前夫给自己写的一封信，但直到死，她都不知道自己为啥被杀。

我老早以前就注意到这样一种舆论现象：

杀人犯因为在人前曝光的机会多，他们只要表现出一点点温情或者内疚，或者往受害者身上泼脏水，就可以赢取人们的同情，人们就不忍心看着他被判死刑。

他们是“活着的”故事源，可以通过言行（无论是表演的悔恨、精心准备的辩护，还是对受害者的抹黑）持续地向公众提供新的、鲜活的信息点。

这确实符合媒体的传播需求，也满足了公众对复杂人性和“故事反转”的好奇心。

而受害者因为再也不会发声，无法为自己鸣冤，人们很快就会被新的记忆覆盖掉Ta惨死的情形，反而得不到更多的同情。

他们的故事在受害那一刻戛然而止，后续只能由他人代为讲述。他们的形象容易固化为一个抽象的受害者符号，其生前的生动、具体的人格细节，容易被惨死的单一画面所覆盖。

于是，人们更容易被生动、具体、眼前的信息（如凶手流泪）所影响，而不是抽象、过去的统计事实（如凶案本身）。

这种潜意识的偏见，让人们倾向于相信“受害者一定有错”或“事出有因”，以此来维护“世界是公平的”这一心理安全感，这无形中为凶手给受害者“泼脏水”提供了土壤，也会模糊基本的是非与罪责界限。

想要克服这种本能，需要更多的理性，但理性确实是奢侈品。绝大多数人是感性的。他们看到凶手流泪，就很容易对凶手产生同情。

可事实上，一个听起来感人或复杂的故事，不能削弱对暴力本身凶残性的认定。

受害者不需要是圣人。Ta的任何所谓“瑕疵”（即使是真的），都与施害者实施暴力的罪行没有法律和道德上的因果关系。

我们有意识地主动关注和想象不再能说话的受害者的苦难，理解其家属持续的痛苦。

这不是要抛弃对所有人的同情，而是意识到，在这个失衡的系统中，我们的同情心需要有意识地补偿性地分配给沉默的一方。

当我们看到舆论开始共情凶手、苛责受害者时，可以问自己：我们是否在同等程度地、具体地想象过受害者的痛苦？我们是否无意中落入了某种心理偏误？

真正的理性和善良，不仅是对他人的痛苦感到同情，更是在强大的扭曲力场中，依然能坚守一种“不背叛逝者”的记忆与判断力。

这很难，但正是这种困难，彰显了其价值。

我觉得在大S事件的舆情中，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