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医魂:达保罗家族与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百年沧桑】
感谢@otoku探史 分享自WP网的这辑1930年代达保罗医生家庭相册(图1-图10)。这些泛黄影像背后,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学传教史,更是一个美国家庭与近代中国命运交织的动人篇章。
一、达保罗:从俄亥俄到珠江畔的医学先驱
保罗·杰罗姆·托德(Paul Jerome Todd,1873年—1939年,图12为达保罗1916年43岁时的护照相),1873年12月12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罗尔城(Lore city,Ohio)。1902年,这位受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Missionary)派遣的年轻医生远渡重洋,来到广州长堤博济医院担任内外科医生。
在穗期间,达保罗不仅以医术闻名,更以培育后进为己任——他常年资助青年医生出国留学,为近代中国西医人才的培养倾注心血。1909年,他与江孔殷(即南海十三郎之父、"江太史")、钟宰荃、梁恪宸、潘佩如等广州士绅共同筹办广东公医学堂——这正是今日中山医学院的重要源头之一。学堂附设公医院,达保罗亲任院长,享有"华佗再世"之美誉。
1929年,达保罗被任命为由广州医学传道会与岭南大学成员组成的董事会主席,主导广州博济医院与夏葛女子医学校(1908年由美国长老会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医学院)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的历史性重组。岭南医学界众多名家,皆出其门下。
1928年,达保罗离开广东公医学堂,携眷属迁至惠福西路24号妇孺医院,设立达保罗医务所。1931年,医院迁至官禄路30号(1960年代中期更名为观绿路),正式定名为达保罗医院(Todd Clinic and Hospital)图13,图14。
达保罗医术精湛,声名远播,虽诊金昂贵——日间出诊费高达50元(1934年私立执信中学高中生一年学费仅24元),夜间加倍,小手术收费上千元,且只收港币——然慕名求诊者仍络绎不绝,达官贵人趋之若鹜。医院门庭若市,兼为各地医者讨教医术之所,业务蒸蒸日上。
二、战火中的坚守与陨落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达保罗夫妇虽为外国人,却选择坚守这座危城。正因他们的留守,医院竟免于轰炸骚扰,得以保全,在乱世中继续救死扶伤。
然天不假年。1939年1月16日,达保罗医生突发心脏病辞世,享年65岁。这位将大半生奉献给岭南医学事业的外国人,最终长眠于广州河南南石头西人坟场(Fort Mackow(Macau) Cemetery)。
达保罗去世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医院大楼被汪伪当局视为"敌产"没收,改为伪广东省政府卫生处,被迫关闭。二战结束后,医院先被国民政府接收为广东省政府卫生处,后交还达保罗养女达瑶辉(Lois Todd)恢复营业。然时过境迁,经营已不如往昔兴盛。
1952年,达瑶辉将院产捐献国家,广州市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广州市立医院儿科部。1953年1月,并入广州城西方便医院小儿科;同年8月1日,正式更名为广州市儿童医院(图11),院门由观绿路改至丰宁路(今人民中路318号)。今日,此处已发展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那座1933年落成的四层红砖建筑仍伫立于医院内,琉璃瓦小批檐、仿宋歇山顶、水刷石栏杆、比利时花地砖、瑞典进口电梯——这座融合中西建筑精粹的"红楼"今天为医院的3号楼(图18),于2014年列入广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见证着从私立教会医院到公立儿童医疗中心的沧桑巨变,可惜大门和前座于80年代被拆除。
三、玛格丽特·斯特拉西·托德:华南首位注册护士
玛格丽特·托德(Margaret Todd, née Strathie,1870—1949年),1870年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17岁赴美,毕业于费城长老会医院护理学院。在费城从医数年后,她于1905年作为长老会传教士协会成员来华,被分配至广州。
作为华南地区首位注册护士,玛格丽特先后在夏葛女子医学校(任护理部主任)、广州博济医院及公医医院创办护士培训学校,开创了中国南方近代护理教育之先河。1908年,她与达保罗医生结为伉俪,协助丈夫建立广东公医学堂医院,将医院从70张床位扩展至200张,后又共同创建达保罗医院。
广州沦陷后,玛格丽特作为敌侨被日军关押入集中营,于1943年2月至9月间被遣返美国纽约。战后她重返广州,与养女达瑶辉继续经营达保罗医院。1949年7月16日,玛格丽特在香港逝世,享年79岁,为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东方岁月画上句点。
四、达氏三兄妹:医学世家的传承
达保罗夫妇无亲生子女,先后收养三名华人儿女,皆培养成医:
长女达瑶辉(Lois Todd),妇产科医生。1934年,她与达保罗医院同事、外科医生Joseph Yee结婚结为连理(图2),50年代初在养父母相继离世后,她独自挑起重担,毅然决定将承载着家族荣光的医院无偿捐献给国家,该院后来演变为今天的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延续了达保罗医院关爱妇孺的初心。
幼子达英辉(Jonathan Todd),亦追随养父母足迹成为医生
最出名的要数次子达安辉爵士(Sir David Todd,1928年—2017年,图15图16),1928年11月17日生于广州,亲生父母为中国人,1929年未满周岁即被达氏夫妇领养。1937年战争前夕,达安辉与幼弟达英辉被送往香港,入读九龙拔萃男书院(Diocesan Boys' School),周末与假日居于长洲度假别墅,养母常南下团聚。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深厚的英文功底——他与养母书信往来频繁,英语纯熟。
香港沦陷后,达安辉辗转至粤北韶关,入读私立岭南中学;抗战胜利后随校返广州河南康乐园,于岭南大学医学院就读。1947年因国共内战返港,入读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MBBS)课程,1952年以极度优异成绩毕业,1958年获港大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达安辉在薄扶林玛丽医院内科部工作,师从麦花臣教授(Alexander James Smith McFadzean)。1974年,他接任香港大学内科学系系主任,在任十五年间,血液学、心脏学、内分泌学、胃肠肝学、神经学、肾脏学等专科迅速崛起,本地师生比例大幅提升,使港大跻身全球医学重镇。
1985年,达安辉发起成立香港内科医学院(Hong Kong College of Physicians),主动联络海外医院与同行,确保香港医生医学资格顺利过渡九七回归,并促成香港成为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海外考试中心。1992年,他出任香港医学专科学院(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创院主席,推动香港医生本土专科训练与资格认证体系建立。
达安辉在内科血液科领域成就斐然,于地中海贫血症及基因研究方面成为世界权威,以坚忍态度不断开拓科学新境,1995年获封爵士称号。医学界尊称"达爷",学生敬称"达教授",港人则多称"David爵士"。
2017年8月16日,达安辉爵士因肺炎在玛丽医院逝世。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与教育局局长均发表声明深表哀悼,称其为"医学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他留下的理念与精神,至今影响着香港医疗界。
五、历史的回响
从1902年达保罗踏足广州,到2017年达安辉爵士辞世,这个美国家族与中国的渊源跨越115年。从博济医院到广东公医学堂,从达保罗医院到广州市儿童医院,从岭南大学医学院到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达保罗家族的身影,始终贯穿于近代中国西医教育与医疗实践的脉络之中。
这些1930年代的相册影像,定格的不仅是一个传教士家庭的日常,更是一段西医东渐的珍贵见证。当达安辉爵士在玛丽医院执掌教鞭时,他或许不曾忘记,那个在惠福西路、官禄路上奔跑的广州童年——那里有他的养父母,有战火中的坚守,有一个家族对医学使命的世代承诺。
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白大褂的衣褶间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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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史料经广州图书馆、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等公开资料交叉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