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停滞与西方通胀
在法国，那些软弱且短命的政府积累了巨额赤字，一些激进经济学家却热衷于将这些赤字美化为“政府投资”，宣称其目的是保障充分就业与经济繁荣。1919年，政府赤字达467亿法郎；1920年为420亿法郎；1921年279亿法郎；1922年189亿法郎；1923年166亿法郎；1924年141亿法郎。
外汇市场上，法郎持续贬值，商品价格随之上涨。在此期间，法国境内外的流动资金纷纷撤离法国，转向海外资产。法国私人持有的黄金、美元、英镑、瑞士法郎、荷兰盾及外国证券大幅增加，而法国经济却恰恰缺乏用于扩张与改善的资金。

 

直到1926年7月，庞加莱上台后着手削减政府开支与养老金支出，裁撤冗余公职人员，并实现财政盈余，法国的状况才有所好转。

 

英国政府却采取了一系列大相径庭的干预主义举措，给本国民众带来了经济困境与动荡不安。一战结束后，英国着手整顿公共财政，不仅实现了预算平衡，甚至还削减了公共债务。

 

英镑汇率一度从4.8668美元的平价水平贬值至1920年2月3.18美元的低点，随后迅速反弹，到1925年初，英镑汇率较平价仅低约10%。时任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主导下，英国政府随即推出了一项极具破坏性的通缩政策，旨在将英镑汇率恢复至战前平价。

 

尽管旧平价的90%这一汇率水平本足以实现货币稳定，但丘吉尔出于对英国货币传统的执念，以及对英国作为世界主要金融大国地位的骄傲，全然无视通缩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恶果，执意要让英镑完全回归战前平价。其结果是，英国的物价与生产成本被迫下调了约10%。

 

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干预的国家，本可轻松应对此类调整。但彼时的英国已丧失了经济灵活性。有组织的劳工群体，其工资体系僵化不堪。当时盛行的激进思潮，支持工会领袖坚决拒绝随生活成本下降而削减工资。

 

此外，英国各产业中的大型价格垄断联合组织，不仅被视为有益的存在，更得到了政府的鼓励。政府通过关税及其他进口限制措施，为这些组织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保护。因此，物价与工资的下调过程缓慢且痛苦。

 

与此同时，严重的失业问题长期存在，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前夕。但这种制度性失业并非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缺失。英国政府试图提升英镑的购买力，这必然要求下调工资水平。

 

工会凭借政府立法获得了权力、优惠与声誉，它们抵制此类调整政策，将工资维持在高于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水平之上。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规模失业。

 

这些便是1929至1940年大萧条爆发前，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态势。美国之外的国家，其发行的纸币纷纷贬值，或陷入币值剧烈动荡的境地。大约到1925年，尽管多数主要国家已限制或停止黄金支付，但借助格雷欣法则的效应，美国的银行依旧持续从海外吸纳黄金。

 

正如“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所揭示的：人们不愿将手中的黄金或外汇出售给中央银行，只因央行会用已贬值的本币来兑换，这会让他们蒙受损失。他们更愿意将黄金运往那些在兑换中不会让其受损的国家——在那里，他们能获得与黄金真实购买力相匹配的对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