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位网友这两天和他父亲去寻乌县玩。他在朋友圈跟我说，他和父亲感慨，现在恐怕没有人会那么认认真真地去写一篇寻乌调查了。

二、与此同时，另一位网友跟我讲述了一个住在德黑兰以外的伊朗网友的事情；她工作的公司与中国有合作，她们那里有祆教徒，她有祆教徒朋友。

真应该有一大批人，跑到“二”那种地方，写出一大批国际化的《寻乌调查》来。我们真需要对全世界有特别真切、实际的了解，没有这些，我们的很多决定就可能不接地气，也起不到作用。

我知道有些项目之前是努力做过这些的，但恐怕未必能做到位。毕竟从个体层面来说，做这种调查，难发表、难立项、难采纳；在各条事业发展线路上，都远不如追热点、套理论有用。而认识别国老百姓，也远不如认识他们的政商学各界名人有用。

有时候，这让我们误以为涉外研究的文章应该都是干瘪的概况加上作者自己可能也难以解读的数据和理论。倘若图一的文字只有“XX家，XX元，比上年增长X%”，我们读来能有现在这种仿佛穿越回百年前寻乌县城的感受吗？——仿佛一方面看见了严谨的数字，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南方小城雾蒙蒙的、阴冷的冬日景象。

事实上，我们对世界的感性认识还远远不够。这也是我们与欧美日乃至以色列等各方真正的差距所在。他们对自己的“敌人”和“被征服者”，曾经下过很大的力气（之前说过，很多关于阿拉维派的研究，都是以色列做的）。我们自己，至今可能还是某些西方“疑华”“仇华”分子的研究对象而已。

2015年，德国这个在殖民扩张领域一直赶不上热乎的地方，就已经有博士生在南也门调查南也门政治认同在内战语境下的延续和变化了。在咱们这里，恐怕会因为不安全而根本去不成。

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研究不够接地气，不够丰富，覆盖面不够广；另一方面，西方精英的言论、小视频快餐大棋言论，又分别占领了不同行业人们的大脑。所以，我们既能看到崇洋媚外的言论，也能看到同样有害的那种轻浮大棋党言论。

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可比十九世纪后期摆在西方人面前的形势要严峻多了。

前天跟中学的年轻校友吃饭，我的建议仍然是把语言学习变成去那边了解风土人情、历史、经济生产、文化信仰等各方面。我们现在还是没必要分那么细，学科自觉性没必要那么强。如果非要有学科自觉性，我个人觉得人类学和历史学是语言基础之上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