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铭记，李翊云
To Remember in America，《伦敦书评》

20世纪70年代，我在北京上幼儿园时，有一位老师似乎以折磨孩子们为乐，乐此不疲。在游戏时间，她会预先罚一个孩子面壁思过，因为她认定那孩子将要捣乱。她的惩罚方式是一种“巧妙的创新”：孩子不能站着也不能坐着，必须像使用露天厕所那样蹲着。我经常是那个被罚的孩子，因为她觉得我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她有一次把手做成手枪的形状顶在我的头上，说道：砰。

但那还不是最糟的。她儿子在附近的小学读五年级，午休时会来看我们。他母亲坐在午睡室门口织毛衣，那个对我们四岁孩子来说像个巨人一样的男孩就拿着一把锤子走来走去，威胁说如果谁敢动一下或发出一声声响，就砸碎谁的脑袋。每当老师那个怪物般的儿子进来，我就会透过床栏杆紧紧握住邻床男孩的手，被恐惧钉在那里动弹不得。

几十年后，我回北京探望母亲，看到那位老师——现在已是一个虚弱的老妇人——向我们走来。我母亲告诉我，那位老师经常问起我，我应该向她问好。我坚决不，并在她与我母亲交换问候时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事后母亲斥责我不懂礼貌。我解释说那个女人很邪恶，虐待过我们这些孩子。我母亲一如既往地笃定地说：“那不可能。你或其他孩子为什么不告诉家长？其他老师为什么不制止她？”见我不回答，她断定我们只是太调皮了，接着引用了一句谚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anyone who finds himself in a pitiful situation must harbour something worth hating.

那时候，每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我都会哭，但很少有四岁的孩子知道如何表达他们的恐惧和痛苦。学校里还有其他成年人，但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那位老师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也许家长们如果知道，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所有人肯定都从老师的统治中受益——我们听话，容易管理。

生活在今天的美国让我回想起那所幼儿园。占统治地位的暴政；那些像拿着锤子的男孩一样因为可以而蹂躏无辜者的男人；那些像我母亲一样说“这不可能是真的，生活不可能是那么可怕”的人；如果有坏事发生，你就是问题所在；不要挑衅；保持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到期中选举，等到四年后，等到某一天。

我在伦敦的一个朋友谈到她最近总能听到的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这不是美国，这不是我们的样子。”但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类的行为方式。美国例外论救不了我们。我的朋友们和我现在出门时都会确保手机充满电——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记录，这是一个微小的举动，而且并非完全没有风险。

我不知道幼儿园里那个与我握手的男孩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恐惧。他曾被认为是“落后”的，我因为保护他而惹了不少麻烦。后来他在小学受到虐待和欺凌，我再也保护不了他。五十年过去了，铭记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就像他曾通过握手给我带来过微小而必不可少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