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1年7月从湖北省某地级市以专业第一名成绩考入川大念研究生，当时二十七岁的我已经工作了七年（1994年—2001年），带过两届法律班，一个英语班，是原单位文科教研室主任，法律学科地区负责人。2005年秋冬之际，我调入现在的单位。应该是此后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单位集体活动组织去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参观。一转眼，也是二十年前了。那是我记忆深刻的一次参观。在正面战场馆，我们跟着博物馆的一名穿红黑建川制服的男讲解员，讲解中他几次哽咽落泪，态度虔敬真诚。让我深受感动。当时建川博物馆的馆没有现在多，我们在几个主要的馆，比如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战俘纪念馆听了讲解，就自由参观了。我跟几个同事相跟着又一起看了红色年代系列馆，记得有个馆的入口处为十个台阶，全红色光阶，每走一步，耳边万岁山呼，旁边的墙上是那些年每年元旦的社论。整个红色年代系列馆，让我这个七四年生人和幼时的某些模糊的记忆挂上了一点若隐若现的钩。

再后来，我带着父母来馆，肚子里怀着呦呦来馆，推着婴儿车里的呦呦来馆。带着已经会向“国人至此，低头致敬”的石碑鞠躬致敬的小呦呦来馆，疫情期间，一年两次去馆。我们在游客稀少的博物馆为舵爷的七百名员工的吃饭问题担心，在疫情期间的几次五一十一长假，为那些远方自驾到安仁看馆的外地人加油打气。记得舵爷的博物馆是疫情期间唯一一个让人感到安心且宽松的博物馆，我和呦呦为了返回成都，曾经跟一大群预备外出务工的安仁百姓挤在一起到安仁医院做核酸检测。舵爷为了外出，也在那里做过核酸检测，他也在微博上发出了和我一样的感慨，那么多人人挤人，而且口罩似带非带，有些荒唐。

后来2023年国庆节大假，我带着全家十一口人到安仁建川博物馆看馆，建川民宿房间就写了四间，并每个成人买了三天通票。我巴巴地带了小陶律师和她的前男友去建川博物馆，还为他们没有看完所有馆藏遗憾。我和呦呦走遍了安仁建川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建川路上的竹林及远处的农田，都非常熟悉。怎么说呢，我知道中国人特别不爱谈历史，也觉得“糊里糊涂地遗忘”是现当下快乐生活的关键。但是舵爷在川大做讲座分享时回答川大历史系研究生问题时特别精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增加历史的像素。我于是深以为然，肃然起敬。并觉得对这份保护历史的像素更保真的起心，我也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哪怕是作为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公民，极其平凡的普通观众。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每想起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个在展馆里面对乌泱泱的参观者对着文物及图片潸然泪下的那位建川小伙子，二十年前，他大概二十出头。字正腔圆，诚心正意。后来每一次参观，我都在寻找这一位建川博物馆的讲解员。舵爷的博物馆，讲解员的制服似乎一直没有变，春秋常服是黑红相间，有川字装饰。冬天里，每一位建川员工都是笔挺的呢子大衣。整个博物馆，女职工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也是第一个馆内女厕蹲位比男厕多，有吸烟室设置的博物馆。建川民宿的前台，多少年都是那个大姐（可能比我小），她的儿子从小学一直到前年高考考上大学，她都因在建川民宿工作既照顾了家又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我和呦呦后来又去了重庆建川博物馆、广安建川博物馆，以及166舰。呦呦君从一个胖乎乎的可爱小男孩到如今身高一米七以上的长身玉立的少年。他的一部分童年，都与舵爷的建川博物馆和舵爷送他的《大馆奴》以及《一个人的抗战》相关。如今，我们就是西昌建川电影博物馆没有去了。因为这个博物馆，我们还交了很多好朋友，舵爷也以他的慈悲心和影响力帮了很多人，建川民宿门前的摊位甚至是免收费的。

又是一年春节来临，这几天成都天气晴好，如果看这篇微博的您，有那么一点时间，可以去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去看看那里的几处“国人至此，低头致敬”。以及有可能在人群中闪现的白头发白胡子老头，他声音洪亮，豪爽侠客模样，对观众合影来者不拒。当然如果您没有遇到他，馆内到处都是他的漫画像，搞怪的，席地而坐的，不拘细节的。让我们一起为保存历史的像素，尽一点微博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