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的文章：不要轻信把中国大学排在榜首的那些排名Don’t Trust the Rankings That Put China’s Universities on Top

作者：Ariel Procaccia（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我任教的哈佛大学过去一直在“莱顿排名”（Leiden Ranking）中名列前茅，该排名根据全球大学的科研产出来打分。但最近，哈佛跌到了第三名这个相当难看的位置，而前十名中有八所来自中国。哈佛在另外两个排名——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和学术表现大学排名（University Ranking by Academic Performance）——中仍然位居榜首，但这些榜单的高位也越来越多地被中国大学占据。（值得注意的是，仍然对美国大学评价较高的一个排名体系，恰恰来自中国。）

人们很容易因此得出结论——正如一位观察人士最近对《纽约时报》所说——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主导权正出现“重大转移，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到来”。

我不同意。中国大学确实取得了显著进步，其中一些拥有非常出色的研究与教学中心。然而，它们远没有这些排名所暗示的那样具有压倒性优势。借用毛的一句话，许多中国大学是“纸老虎”：论文产出速度惊人，但成果质量往往值得怀疑。真正重要的那场竞争——吸引最杰出人才——美国大学仍将保持领先，前提是我们的政府不要继续削弱支撑世界级研究所需的资源。

排名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来解释：一旦某个指标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这就像试图通过给温度计降温来治发烧：仪器凉了，但病人还在高烧。中国把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取得好成绩作为国家政策目标，从而制造出一套激励机制，更看重“卓越的表象”，而非科研生态的健康。

长期以来，中国不少大学通过给论文发现金奖励来提高国际期刊发表数量；期刊越权威，奖金越高。一项分析显示，2016年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平均可获得超过4.3万美元奖励，有一所大学甚至发放过16.5万美元的奖金。当然，美国等地的学者也有发表激励，尤其在争取终身教职时。但哪怕不高的现金奖励，也可能诱发仓促、粗糙甚至造假的研究，因此在美国学界并不被认可。

2020年，中国政府发布新规，禁止以金钱奖励论文发表，并试图推动“重质量、轻数量”。然而，过度发表压力依然存在，对学术诚信的影响也依然明显。2024年的一项研究中，一位中国研究者表示，对科研产出的“不人道”要求——严苛且不现实——几乎让学术不端变成“必需品”。这种环境催生了“论文工厂”——大规模出售伪造或抄袭论文署名权的机构，其中一些甚至公然在中国医院走廊里发名片招揽生意。

论文撤稿率是另一个反映系统性诚信问题的指标。有研究评估发现，中国因造假或重大缺陷而被撤回的论文比例，是美国的七倍以上，也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问题不仅在于大学如何应对排名，也在于排名本身如何构建。只要调整指标体系，几乎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结果。《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一项全球大学排名采用了十多项指标；有意思的是，这家英国机构在过去十年每年都得出同一个结论：牛津第一。

一种更有实质意义的评估方式是看：谁在聘用谁培养的博士毕业生当教授？ 毕竟，聘任一名教员是一项长期投资，本质上是对其培养体系投下的信任票。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学术界相对中国仍有明显优势。

以我的领域为例。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可以说是中国最顶尖的计算机科学项目之一。据我统计，该院33名教授中至少有26人是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前沿计算研究中心也是顶级项目之一，大约14名教授中至少有8人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相反，在美国顶尖计算机科学项目中，拥有中国大学博士学位的教授相当少见。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学术优势不会被挑战或削弱。联邦政府近期的一些举措已经开始动摇我们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方面的长期优势。移民政策变化很可能导致去年秋季学期初到美国的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了19%。目前对伊朗的旅行限制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该国一直是科学与工程领域卓越人才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一系列对大学的联邦经费削减也造成了冲击。就连哈佛也说明，即使是最坚固的“象牙塔”也难以长期承压：过去一年里，学校基本冻结了教师招聘，并大幅削减了理科博士项目的招生名额。

归根结底，对美国大学全球地位的最大威胁来自华盛顿，而不是北京。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某个空洞榜单上的名次，而是那些长期推动美国创新与繁荣的高等学府能否持续保持卓越。#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