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某芬2015年10月肇事后，头两个月使用最简单朴素方法隐匿财产：转账，主要对象是黄某起（亲属）和郑某顺（亲密关系对象），当时她月平均收入2万多，放在现在唐山依旧算高收入，她会在工资到账第一时间拆分成几笔转账出去，有的转账还会附转一笔小额，比如向郑某顺转账5000元，同时会再转5元，能够对应跨行转账的手续费。

逐渐，她或许意识到这种粗暴太直接，就增加了一层中间媒介，第三个月开始把工资迅速转入股票账户，此时民事赔偿案件已立案，她需要时刻提防诉中冻结工资卡，到账第一时间不留余额才是明智的，而转入到股票账户的钱会在几个月后变现，再迅速转出或还消费账单，拉长资金时间链条。

除此之外，基金、保费垫付等方式均有尝试。

由于案件审理缓慢，直至五个半月时才下达开庭传播，黄某芬已经升级到了多渠道混合使用的资产转移手段：直接转账他人（主要为女儿刘某月）、取现金、股票（因能够执行后来逐渐淘汰）、分红型保险（虚构投保人与被保人关系，多张保单出现了一个儿子黄某锐）等等，除了自己的收入，黄某芬大量申请银行小额贷款，也都在到账的第一时间拆分成多笔迅速流转出去。

共流转出多少钱？两年多的时间，将近五十万的佣金收入，以及累计96万的贷款，其他理财、保险收益暂且不计，全部消失不见。

一百四十多万，这早已超过了案件执行标的。

由于一些小额贷还款周期仅12个月，很可能在强制执行阶段完成还贷，那么黄某芬就选择在判决书下达后迅速使用外部资金（大概率是已转移出的资金回流）提前还款，还完后第二天再贷出来。

又是新鲜的债务，热腾腾的，喷香。

黄最大限度透支自己信用，时刻保持银行债务最大化等待审判结果。虽然这样要付出可观的利息，但真的能够赖账还是很划算的。

两年多时间，黄某芬方先于法院强制执行前榨干自己，工资到账就迅速转出去，保持了高额消费，唐山鸿宴饭庄、黄金珠宝店、烟、酒、茶、高价服装、甚至还有古董家具消费。

左脚踩右脚，借新还旧，是不可持续的，很快征信上天，她保持着每月至少几百的费率维持银行债务。

等到强制执行立案，黄女士工工整整的提交了一份申请查证个人贷款债务的申请，妈耶，七八个银行，执行局看到就头大。
“你们如果执行了我，我就还不上这些贷款”

此处应该有掌声，黄某芬成功将个人民事履行义务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绑定。
国有法院当然应当优先考虑国有银行的坏账。

四两拨千斤，黄某芬领先法院至少三步（收工资，转移，贷款，再转移）。

当然女儿刘某月也配合演戏，记者采访第一时间就拿出道具：多张透支的信用卡。

此刻，艺术已成。

而我，则成了这死局中唯一她没算到的变量。

可惜，十一年破局，破不开的是【即便知道它存在，但就是难以捕捉的幽暗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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