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44 ）南加大的面试
不知不觉，我来美国已经第五个年头了。刚落地时的惶恐、窘迫、拮据，如今想来都像一场急雨。那几年，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前挪，基本上每天都在学习工作中度过。我都不记得这五年的休假时间加起来是否超过一个月。

我一直很害怕，怕日子像被压缩的弹簧，一松手就会反弹回到刚到美国时的原点。直到某一天清晨，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站稳了。不是大富大贵，只是能在异乡的风里，站得住脚。

1995年的春节，和往年一样，没有鞭炮，没有走亲访友，也没有成桌的年夜饭。我们各自奔波在工作和学业里，只在日历上圈出那一天，算是给自己一个提醒——“今天是过年”。

唯一没有丢掉的，是年初一的那碗黑芝麻汤圆。

清晨的厨房里水汽氤氲，锅盖轻轻震动，白白胖胖的汤圆在滚水里浮沉。芝麻馅在齿间化开，甜得不张扬，却带着一种熟悉的安心。那味道让我一下子回到旧时的弄堂，回到阿娘家窄窄的厨房。

糯米粉是在亚洲超市买的。一袋一袋，洁白细腻，包装上印着熟悉又陌生的汉字。倒进盆里时，粉末像雪一样轻，指尖一捻，比记忆里更细、更匀。可我知道，那不是小时候的糯米。

小时候的糯米，是要自己磨的。初中以后，每年磨糯米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完成的。

阿娘和妈妈会把泡了一夜的糯米沥干，放在一边。我会慢慢把糯米倒进石磨里，一圈一圈地推。石磨低低地响，像在讲一个缓慢的故事。米浆从缝隙里淌出来，带着微微的米香。那种质地不算极细，偶尔还能尝到一点颗粒，却格外有生命力。如今超市里的糯米粉更精致，却少了那种“活气”。

真正的难题，其实是芝麻馅。

刚到美国的头几年，我们试过无数次。黑芝麻炒了、磨了，糖也调了比例，可总差一口气。后来才明白，问题出在猪油。

这里的猪，大多是瘦肉型的。肉红得漂亮，脂肪却薄得可怜。少了那一勺雪白的猪油，芝麻馅总是干，香气浮在表面，落不下来。小时候妈妈做馅，总是把猪油和芝麻粉拌在一起，用手一点点揉匀。那油脂遇热会慢慢融开，甜味在口腔里铺陈开来，像冬日里的一盏灯。

在异乡，我们怎么也点不亮那盏灯。

直到后来，在社区大学上课时认识了一位同学。有一次闲聊，我无意中提到做不出家乡味的汤圆。她听完笑了，说她丈夫在唐人街卖肉，或许能帮忙。

几天后，她递给我一小盒猪油。乳白色，细腻得像霜。她说：“他特意给你们留的。”

那天晚上，我们重新拌芝麻馅。猪油在温热的芝麻粉里慢慢化开，香气一下子窜出来。我站在厨房里，几乎有些恍惚。水开后，汤圆浮起，咬开的那一瞬间，黑芝麻和猪油一起流出来——那味道，终于回来了。是旧时上海的味道。

后来每个春节前，我都会问她要一些，一直到我去了药剂学学院，才断了联系。

如今，每到春节，我只能去超市买几袋冰冻的芝麻汤圆。包装精美，口味稳定，却总少了点什么。我把它们煮好，端上桌，轻轻咬开，芝麻馅依旧甜，只是那股油脂的温润与烟火气，早已淡去。

有时候我会想，也许真正消失的，不只是猪油的香味，而是没有了妈妈的味道。汤圆依旧在水里翻滚，岁月却再也回不到从前。

其实，说是“上海传统”，多少有点勉强。更准确地说，是宁波的味道。我的祖籍在宁波。日本侵华那几年，爷爷奶奶从宁波一路逃到上海，躲过炮火与轰炸。奶奶后来常提起那次日本飞机轰炸大世界游乐场，天空像被撕开一样，火光在远处腾起。她说那天风很大，尘土和恐惧一起扑面而来。

他们在上海落了脚，却始终没有完全“变成”上海人。奶奶说上海话时，总带着浓重的宁波腔，音调里藏着海风的咸味。父辈也是如此。那种口音，在弄堂里显得有些特别，却也倔强地保留着来处。

我在美国煮汤圆时，忽然明白，所谓传统，不过是一种记忆的延续。逃难的人带着方言，方言里裹着乡愁；乡愁落进锅里，就成了一碗芝麻汤圆。时代把人推来推去，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美国，可有些东西，总能在异乡的清晨重新浮起。

汤圆在碗里轻轻晃动，我听见自己心里那一点久违的安静。五年了，我终于明白，所谓“站稳脚跟”，并不是忘记来路，而是在任何地方，都还能煮出一碗属于自己的味道。

年一过，面试通知的信件也陆续到了。这次终于没有白等。

那几天，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信箱。薄薄的信封，印着不同学校的校徽。拆开时手心微微出汗。三所药剂学院的面试通知。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那一年的等待总算没有白费。

第一个面试来自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南加州大学。

说来有些讽刺，来美国五年，我去洛杉矶的次数，只有一次。那是和女友跟旅行团南下，两天行程，匆匆打卡了迪斯尼乐园和好莱坞大道。在阳光刺眼的街头拍照，在人群里抬头看星光大道的名字。然后，大巴车又把我们送回北方。

那样的洛杉矶，对我来说只是明信片。

而这一次，我要独自前往，为自己的未来站在考官面前。

面试时间是早上十点。我为行程纠结了好几天。是提前一晚飞过去，在学校附近找一家便宜旅馆，心里踏实些？还是当天清晨坐最早的飞机，省下一晚的住宿费？

钱对那时的我来说，不是小事。每一张钞票，都有它的去处。

反复权衡之后，我还是决定当天往返。算好时间，七点不到的航班，从旧金山飞洛杉矶，一个半小时就到。那时候航班很多，价格也便宜。我记得往返机票还不到一百美元。对一个学生来说，这几乎算是“可以承受的奢侈”。

面试前一晚，我几乎没睡好。不是担心面试，而是担心误了飞机。天还没亮，我就出了门。

七点钟的飞机，我不到六点就到了机场。当时的机场没有现在的安检。像我这种没有行李托运的人，很快就能到达登机口。

清晨的旧金山带着海边特有的凉意。机场灯光苍白，候机厅里人不多。我坐在登机口，手里攥着机票，心跳却比往常快。

然后，广播响了——因为大雾，航班延误。

那一瞬间，我的心往下沉了一截。所有精心计算的时间表，像被人轻轻拨乱。我看着窗外，雾气像厚重的棉絮，铺在跑道上，看不见尽头。

还好，延误并不算太久。

不到八点，飞机终于缓缓滑行起飞。穿过云层的那一刻，阳光忽然倾泻下来，机舱里一片明亮。我看着窗外翻滚的云海，忽然觉得命运也像这样——在雾里时看不清方向，一旦穿过去，天地豁然开朗。

九点多一点，飞机落地洛杉矶。

飞机舱门一开，我几乎是小跑着出了通道。一边看表，一边朝出租车的方向赶去，心里反复计算时间。只要不塞车，只要不塞车——我在心里默默祈祷。

关于洛杉矶，我听过太多“堵城”的传说。高速公路像凝固的河流，车灯连成一片红色的海。那天，也许是老天爷怜悯我这个穷学生，没有给我出太大的难题。没有传说中的大塞车，只是车速始终不快。司机慢悠悠地在车流里穿梭，我盯着窗外的路牌，感觉时间被一秒一秒掰开。

当车停在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门口时，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晚了将近二十分钟。

那一刻，我的心反而安静下来。迟到已成事实，再焦虑也无济于事。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装，推开面试房间的门。

里面已经坐着不少申请者。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克制的安静。讲台前坐着一位看起来像负责人的女士，我快步走过去，把通知书递到她面前。

她扫了一眼，又看了看时间，语气平静地说：“你也晚了。”

“也”字让我微微一怔。

看来，今天迟到的并不只有我一个。

她翻了翻时间表，说：“我把你安排在下午一点的面试。现在，你可以去隔壁教室参加笔试。”

事情就这样被重新安排好了。没有责备，没有刁难。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在你以为要跌倒时，给你腾出一块缓冲的地方。

南加大的面试分两部分：笔试和面谈。

笔试题目并不复杂，是一道医学伦理题——如果一位患者来取药，却发现钱不够，你会如何处理？

我看着题目，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这类问题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考的不是对错，而是思路，是价值观，是你如何用英文把逻辑铺展开来。

我低头写字。写到一半时，手心的汗已经干了。我分析责任、制度、同情与专业界限，尽量让答案既有人情味，也不失原则。一个小时很快过去，当我放下笔时，心里有一种踏实感——至少，我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

笔试结束后，离正式面试还有些时间。

学校准备了简单的午餐——三明治和饮料。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贴心的安排，对我来说，却像是额外的礼物。我一边吃，一边暗暗庆幸：又省下一顿饭钱。

下午一点，面试正式开始。

第一位是教授，神情严肃却不失温和；第二位是学生代表，年纪和我相仿，目光里带着探究。

问题并不刁钻：为什么选择药剂学？为什么选择南加大？未来有什么规划？

这些问题，我在心里排练过无数次。

可真正开口时，我没有刻意雕饰，也没有编造宏大的理想。我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从迷茫到坚定，从打工到课堂，从现实的压力到对专业的兴趣。我说我喜欢药剂学那种既严谨又贴近人的工作方式，也说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在专业上站得住脚。

没有夸张，没有煽情。

只是把心里真正的想法，一句一句说出来。

当面试结束时，我走出教室。洛杉矶的阳光依旧明亮。校园里人来人往，一切看起来和平常无异。

可我知道，也许我的命运会在这一天开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