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辽东大雪封山。松山城被清军团团围困，洪承畴困守孤城已经两月有余，城中粮草将尽，援军无望。朝野上下束手无策之际，一封密奏从辽东送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手上。奏报来自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此人受陈新甲派遣，以朝廷代表身份在辽东与洪承畴商议战事。
他在密奏中说了一个重磅消息：辽东大雪丈馀，清军中粮草俱尽，将要解围而归；他们担心明军追击，所以想通过西人（蒙古）入关议和。陈新甲迫于形势，采纳了张若麒的建议。
实际上，陈新甲应当早就在谋划议和，张若麒就是他的亲信，老早就被派往辽东，观察战局动向。崇祯十四年春，经陈新甲推荐，被关在狱中的傅宗龙重新启用，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代替丁启睿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当年九月初，傅宗龙与汪乔年领兵出关迎战李自成大军。在他离开北京之前，曾对大学士谢升透露过陈新甲对时局的看法。
据《明史》记载："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大清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升。升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由此可知，陈新甲议和的想法，最晚在崇祯十四年九月之前就有了。他派张若麒去辽东，也不是单纯为了参赞军务，而是让他盯住清军的动向，为议和寻找时机。
张若麒的密奏，让陈新甲看到了时机。于是开始正式推动议和之事。
崇祯十五年正月，大朝会结束后，崇祯皇帝召内阁大臣周延儒、贺逢圣、谢升入殿，对他们行拜师之礼，这是新年的一种礼仪。陈新甲看皇上心情不错，趁机把议和的计划说了出来。他说："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所谓"用间"，就是派使者去谈判。
崇祯没有驳回，但也没有直接同意，而是问在场的阁臣意见。周延儒和贺逢圣都默不作声，只有谢升表态支持。谢升说："彼果许款，款亦可恃。"因为有谢升支持，又无人反对，议和的事情就定了下来。崇祯让陈新甲全权处理，但反复叮嘱：绝对不能泄露出去，不能让外廷知道。
谢升为什么会支持议和？其实早在前一年，傅宗龙就把陈新甲的谋划告诉了他，他当时赞成的。傅宗龙之所以选谢升说这事，跟谢升的为人有关。当时的内阁三人，周延儒圆滑机敏，贺逢圣清廉谨慎但才能不足，唯独谢升敢说话、敢担当。崇祯朝敢说话的人不少，但敢在议和这种大事上站出来担责任的，满朝文武没几个。傅宗龙自己就是因为敢说话得罪过人的，他自然知道该找谁。
议和之事定下后，陈新甲开始物色人选。他推荐了绥德县令出身的马绍愉。马绍愉是崇祯十四年陈新甲提拔的，在辽东一直贯彻陈新甲主张积极进攻的战略。陈新甲将他召回京城，加职方郎中衔，赐二品服，派往清方谈判。崇祯对这些安排一概批准，但外廷一无所知。
几天后，马绍愉带参将李御兰、周维墉去了宁远。到了宁远，他们立刻与清方接洽。清朝要求提供敕书作为议和证明，马绍愉上疏请求一道正式的皇帝敕书。但崇祯发下来的，却是以敕谕陈新甲形式下发的一道文书。皇太极拿到一看，心里很不痛快：松山锦州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崇祯还摆这个天朝上国的架子，用给大臣的敕书来对付他，分明是没把他当回事。
敕书写道："朕闻沈阳有罢兵息民之意，向来沿边督、抚未经奏闻；既承讲款，朕不难开诚怀远——如我祖宗朝旧约，恩义联络，永为和好。"皇太极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按规矩，皇帝给大臣的敕书是不盖印的，这道敕书却盖了大印，更像给藩属国的文书。他一开始怀疑是边吏伪造，后来让洪承畴来辨认，洪承畴确认这是崇祯亲发的敕书，皇太极这才相信。他便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敕谕济尔哈朗等人的形式回复明朝。
马绍愉拿到回复，立刻上报朝廷。崇祯接到奏疏时，松锦战场局势越发恶化，李自成也已经打到河南，正在围攻开封。崇祯便再次催促陈新甲，许他便宜行事，并让人告诉马绍愉直接去沈阳和皇太极谈判。
马绍愉接到命令，通知清朝，在塔山等候召见。不料四月底，清军突然袭击塔山，大破明军。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当时正在塔山城里，城陷时被清军护送出来。城中兵民无一投降，全部自焚而死。塔山惨烈如此，但清军倒是对马绍愉客客气气，把他安全送了出去。
五月，马绍愉进入沈阳，面见皇太极。此时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松锦之战清朝大获全胜，洪承畴被俘投降，祖大寿也献城归降。皇太极态度自然强硬起来，开出一系列明朝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还限定九月之前答复，否则清军将大举南下。
马绍愉带着这份苛刻的条件回到宁远，立刻奏报朝廷。崇祯看了奏报，升马绍愉为太仆少卿，想加大他的分量让他再去谈。可这一次，马绍愉连人都没见到。他乘传车到塞外，边臣摆宴请清使，清使一句话不答，只说"等我们国王的命令"。等到皇太极到了义州，反而责备手下私通明朝，要杀使者，翻译再三叩头求情才算完事。马绍愉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北京。
他不知道的是，京城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等着他。
事情要从崇祯十五年四月说起。礼科给事中倪仁祯，同吏科给事中朱徽、户科给事中廖国遴等人，突然弹劾大学士谢升。倪仁祯在奏疏里说："臣等初拜官，例候阁臣谢升；言及兵饷事，谢升忽曰：'皇上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天下俱坏。'升位极人臣，敢归罪天子。"
谢升这句"皇上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天下俱坏"，可谓一针见血，也正戳中了崇祯的死穴。崇祯这个人，说他勤政是真勤政，说他节俭是真节俭，但说他刚愎自用、猜忌多疑，也一点不冤枉。有学者评价他"小有才干""但多疑、悭吝、刚愎自用的性格导致他缺乏把事情办到底的决心与能力"。这话说得客气，换个直白点的说法就是：他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不好；谁都不信任，谁都不肯放权；出了事都是别人的错，有了功劳都是自己的英明。魏忠贤他敢杀，袁崇焕他也敢杀，边关大将杀起来不眨眼，内阁首辅换起来比换衣服还勤。这样的皇帝，底下人怎么可能不防着他？
更致命的是，谢升还泄露了议和的秘密。他在跟这几个科道官说话时，又说了一句："款事诸君不必言，皇上曾于奉先殿祈签，圣意已决。"崇祯当初千叮咛万嘱咐，议和之事绝对不能泄露，谢升这一句话，等于把皇帝的老底给掀了。倪仁祯等人一听这话，立刻抓住把柄，连同前面那句"天下俱坏"一并弹劾上去，罪名是"诽谤君父，泄禁中语，大不敬，无人臣礼"。
崇祯的愤怒可想而知。他立即下旨要严惩谢升。据记载，崇祯在旨意中甚至用了"朕心甚痛"这样的话。不过后来可能是因为弹劾谢升的奏疏太多——据说有上百份——崇祯反而从轻处置，只把谢升削籍为民。这事儿透着古怪：按崇祯的脾气，谢升这种既骂他、又泄密的，不杀头也得坐牢，怎么就这么轻轻放过了？有人说是因为周延儒从中周旋，有人说是因为崇祯看弹劾太多反而起了疑心。但更可能的原因是：谢升泄露的议和之事，崇祯自己心里有鬼，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可事与愿违，谢升虽然被免了职，议和的事却在外廷慢慢传开了。
几个月后，马绍愉从关外回来。他带回的不是和约，而是一封封弹劾奏疏。科道诸臣"恶其辱国，连疏纠之，并尽列新甲奸罪"。但真正把事态推向高潮的，是一封突然传遍京城的塘报。
这封塘报的内容，是马绍愉向陈新甲汇报议和经过的密信，上面写道："见敌讲和好，敌索金三十万，银三百万，已许金一万，银一百万两，敌尚不肯，决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两，如不从，即发兵，尔家所失，岂止此数？"这么机密的文书，怎么会变成塘报传得满城风雨？说起来简直荒唐：陈新甲把这封信随手放在书桌上，他家仆人不识字，以为是普通战报，就拿去给了塘报官，结果抄传出去，举朝皆知。
这一下炸开了锅。议和本来就是丢脸的事，私下里偷偷摸摸谈也就罢了，现在居然闹得满城风雨，而且谈出来的条件还这么屈辱——给人家金银不说，还要限期答复，否则就发兵。更可气的是，作为本部的兵部，对此事竟然毫不知情。兵科给事中方士亮第一个上疏弹劾，说："各地塘报皆上闻，后发科钞传，今忽有此报。伪耶，兵部不宜为此眩惑人心；真耶，则陈新甲主和辱国。"
崇祯收到弹劾，把奏疏压了下来，想先冷处理。他下了一道严旨，让陈新甲自己解释。这其实就是给他个台阶下，让他认个错，把责任担起来，然后从轻发落。可陈新甲不知是傻还是犟，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说什么"有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之类的昏话。他大概是觉得议和是皇帝授意的，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有什么错？可他不明白，崇祯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让底下人背锅。你老老实实认罪，他还能保你一条命；你跟他讲道理，说这事是他让干的，那就等于是要他的命。
七月初，给事中马嘉植再次弹劾陈新甲。崇祯下旨将陈新甲下狱。陈新甲在狱中上书求饶，崇祯不许。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开始四处使钱打点。有意思的是，当初弹劾谢升的那几位——廖国遴、杨枝起、倪仁祯——这时候反而跑来救他，在刑部侍郎徐石麒那儿说情，求他不要杀陈新甲。徐石麒不答应。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在崇祯面前力救，说："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崇祯冷冷回了一句："他且勿论，戮辱我亲藩七，不甚于薄城耶？"
崇祯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西市。议和之事，至此彻底终结。
回头再看这件事，从头到尾都透着荒诞。议和本身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明末的局面，两线作战，腹背受敌。关内李自成、张献忠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关外皇太极虎视眈眈。这种时候，能跟一方暂时讲和，集中力量对付另一方，是再明智不过的选择。
可问题是，议和这种事，得皇帝真能扛得住舆论压力。偏偏崇祯就是个不能抗事又怕事的，他既想议和，又怕担责任；既让陈新甲去办，又不肯公开支持；既下了密令，又不肯给正式敕书。他派马绍愉去谈判，给的却是给大臣的敕谕，弄得皇太极还以为边吏伪造文书。这种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搞法，怎么可能办成事？
等到事情泄露，群臣哗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出来说明情况、力排众议，而是让陈新甲背锅。陈新甲死到临头还想不通：明明是皇帝让我干的，怎么反倒成了我的罪过？他不懂崇祯这种人，他们就像某些领导，你累死累活完成了工作，最后功劳是他的，黑锅是你的；事成了他英明神武，事败了你罪该万死。
更可笑的是那些言官。议和是丧权辱国，不能谈；主战是忠君爱国，必须打。可打又打不过，输了一次又一次，丢了辽阳丢广宁，丢了广宁丢锦州，丢了锦州丢松山，丢到后来关外只剩宁远一座孤城。主战派有什么好办法吗？没有。他们只会喊口号，只会骂人，只会弹劾。袁崇焕被他们骂"谋款通敌"，磔了；杨嗣昌被他们骂"主抚误国"，死了；陈新甲被他们骂"主和辱国"，杀了。
骂完这个骂那个，骂到最后，能打仗的、敢办事的，全都死光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满朝文武谁去守城？谁去勤王？崇祯在煤山上吊，身边只有一个太监陪着。
陈新甲死后两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崇祯临死前还留下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他至死都不肯承认，亡国的祸根，他自己也埋了不少。
回头再看谢升这个人，倒是有几分意思。他被削籍后，李自成攻破北京，他在德州起兵反了大顺。清军入关后，他立刻投降清朝，官复原职，入内三院与冯铨、洪承畴共理机务。
顺治二年去世，谥号"清义"，后来乾隆年间被列入《贰臣传》。有人说他晚节不保，有人说他贪生怕死。但换个角度想，他起兵反李自成，说明他不是见谁降谁的人；他投降清朝，大概也有一套说辞——明朝亡于李自成，清朝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入关，那降清不就是帮君父报仇吗？
这话骗得了自己骗不了别人，但也许正是他这种人的真实想法。在这些人眼里，李自成这样的流寇才是真正的敌人，清朝反倒成了"自己人"。这种想法荒唐吗？荒唐。可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谢升一个。
崇祯死后，南明朝廷干的第一件事，不是跟清朝拼命，而是派使者去跟清朝议和，要"联清剿寇"。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逻辑，从崇祯到南明，从来就没变过。
壬午议和的失败，说到底，是崇祯性格的失败。他既无胆略担当议和之责，又无魄力压制主战之声；既想借议和喘息，又怕背上卖国之名；既让臣子去办，又不肯给正式名分。事成是他运筹帷幄，事败是臣子误国。这样的皇帝，谁还敢替他卖命？
周延儒那条老狐狸，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不是没道理的。他看得比谁都清楚：在这种人手下做事，要么被敌人杀死，要么被皇帝杀死。前者还能落个忠烈之名，后者只能当个背锅的冤魂。
议和也好，主战也罢，无非是手段。可手段用得成用不成，要看用的人是谁。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李自成败亡，南明苟延残喘，大清入主中原。壬午年那场没谈成的和议，成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叹息。而那个在景山上吊的皇帝，到死都觉得自己没错，错的都是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