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日本对华情报渗透·外传】

日清贸易研究所——日本对华情报战的“祖师爷”

1890年9月，上海英租界内，一所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校悄然开张。

公开招牌上写着“培养中日贸易人才”，课程表里列着汉语、英语、商业实务。150多名日本青年剪去发辫、穿上长衫，自称“商人学徒”，分批潜入中国内地。

没人想到，这所“商业学校”的幕后金主，是日本首相、枢密院议长、陆军参谋次长。它的创办者，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头号间谍荒尾精。它的真实使命，是为即将到来的甲午战争，培养一批能听懂中国话、看懂中国地图、摸透中国底细的“活地图”和“带路人”。

130多年后，当高市早苗高喊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力推设立国家级统一情报机构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她手里攥着的，正是这套已经玩了一百多年的老剧本。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诞生，并不是某个狂人的异想天开。

1886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间谍荒尾精在汉口创办了乐善堂，以卖眼药水为掩护，建立起覆盖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络。四年后，他觉得“散兵游勇”不够用了，需要一所专门的情报学校，批量生产专业间谍。

这个动议，得到了日本顶层的一致响应。

首相松方正义、枢密院议长黑田清隆亲自站台。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不仅拍板支持，还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给银行，换来办学经费。日本内阁更是直接拨出4万日元秘密款项，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参谋本部一年的机密费。

川上操六何许人也？1893年，就在研究所第一批学生毕业前夕，他亲自跑到天津“考察”，在李鸿章的盛情款待下，参观了天津机器局、武备学堂，登上北塘炮台观看演习，把清军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回到日本后，他密令海军武官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山东半岛设防情况，为甲午战争做最后的情报准备。

这叫什么？这叫顶层设计、政军一体、全员投资。

荒尾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兴亚之大业，不可无人才。今设此所，欲养精兵于商贾之中。”

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选址于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上海支部。第一期招收了150多名学生，加上教职员，总共200余人。

课程设置很有意思。

汉语必修课占60%，必须说得像中国人，任何情况下不能露馅。英语为辅助外交语言，万一被洋人逮住，还能装个翻译。国情调研是核心课程，组织学生沿700余条预设路线，考察中国地理、经济、军事状况。思想教育更是贯穿始终，校歌里唱：“日本少年向中国远航，一百五十人弦诵一堂，若问吾辈何所思，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

但最重要的，是那套“以商养谍”的运作模式。

要求学生剪去发辫、穿上长衫，彻底把自己“变成”中国人。分批潜入华北、长江流域，以“做生意”为名，刺探军情、测绘地形、记录民情。再把收集到的信息汇编成册，最终成书的《清国通商综览》分两篇三册，2300多页，详细记载了中国各省的地理、气候、物产、交通、商业行规、金融体系，甚至包括官员性格弱点。

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招生→培训→伪装→渗透→搜集→汇编→输出。

1890年代的中国，没有《反间谍法》，没有国安部门，甚至没有像样的户籍管理。这帮穿着长衫的日本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街串巷，没人拦得住。

1893年6月，日清贸易研究所第一届学生毕业，一共89人。

川上操六专程从日本赶到上海，亲自参加毕业典礼。他看着台下这些剪了发辫、穿着长衫的年轻人，心里清楚：这些人，是给即将到来的战争预备的。

一年后，甲午战争爆发。

研究所代理所长根津一向学员们发出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

这89人，几乎全员参战。

有的被编入日军各部，担任翻译和向导，地图上那些中文地名，他们从小背得滚瓜烂熟。有的继续改装侦察，十多人已经蓄起了发辫，扮成中国人四处活动，没留发辫的，干脆剃光扮和尚。

日军从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人员中，总共征召了91人，在广岛大本营短暂集训后，分派到各部队。

这批人的“战绩”，触目惊心。

宗方小太郎，研究所教官。1894年8月中日宣战后，他伪装成中国老百姓，潜伏在威海卫、旅顺之间，窥探北洋海军动向。当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援朝清军时，宗方在威海卫刺探到舰队出发时间，立即密报根津一，根津一火速转给日军大本营。

日本联合舰队据此提前出动，9月15日抵达朝鲜大东河口附近，三天后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

战后，宗方小太郎穿着中式服装回到日本，接受天皇亲自召见。陆军大将本庄繁评价：“日清战争之时，他密行威海卫军港，详细侦察敌情，对君国作出极大贡献。”

石川伍一，研究所毕业生，因窃取北洋舰队情报，被清廷捕获处决，那一年，他28岁。

据记载，甲午战争中被中国破获并处决的日本间谍，多数都在青春韶华：藤崎秀22岁，钟崎三郎25岁，藤岛武彦25岁，福原林平26岁，高见武夫27岁，楠内有次郎29岁，山崎羔三郎30岁。

这些年轻人，从日清贸易研究所出发，穿上长衫、说着汉语，走进中国的城镇乡村，最后死在中国人的刀下。

但他们的死，没有阻止战争。相反，他们生前送出的每一份情报，都变成了日军地图上的标记、炮弹落点的坐标、北洋水师的坟场。

1900年，日清贸易研究所改组。1901年，新的机构在上海挂牌——东亚同文书院。

依然不受日本文部省管辖，由外务省直接管理。依然以“中国学”研究为名，实为高等间谍学府。依然组织学生赴华实地调查，持续40余年，700余条旅行线路，遍及除西藏外的所有中国省区，累计培养学生5000余人。

调查内容覆盖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精确到什么程度？5万分之一标尺的军用地图，连一棵树、一间房都标注清楚。这些地图在日军侵华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调查成果汇编成《支那省别全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成为日本制定《对华二十一条》的重要依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中国军队接收东亚同文书院，这所运行了45年的间谍学校被勒令关闭。

但故事没完。

1946年，原东亚同文书院人员在日本创建爱知大学。1948年，原东亚同文会人员组建“霞山俱乐部”，后更名为“财团法人霞山会”。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赤坂设立东亚书院，开办中文班，附设东亚文化研究所。

这个机构至今仍是日本外务省下属情报机构。中国改革开放后，它以教育交流为名，重新进入中国活动。

原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档案，现存于日本防卫省情报本部与国立公文书馆。

这是一条130年不断线的情报黑产链：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 东亚同文书院（1901）→ 日本战败（1945）→ 爱知大学 / 霞山会 / 东亚文化研究所（1946至今）→ 日本防卫省情报本部（档案库）

除了招牌，什么都没有变。

现在回头看高市早苗，是不是一切都对上了？

她要把零散的情报力量收拢，设立日本版“国家情报局”，荒尾精当年也是这么干的，把乐善堂的散兵游勇收拢成研究所。她要让对华情报搜集成为国家法定任务，川上操六当年也是这么干的，抵押房子筹钱办学，把情报上升为国策。

她要把商业、学术、媒体全绑上战车，日清贸易研究所也是这么干的，以“贸易”为名，以“学术”为掩护，以“调查”为手段。她身后站着右翼势力、财阀、媒体，荒尾精身后也站着首相、枢密院议长、参谋次长。

高市早苗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起那些冒充中国人死在中国街头的日本年轻人？藤崎秀、钟崎三郎、山崎羔三郎、石川伍一，如今都供在靖国神社里。

她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起根津一编的那本2300页的《清国通商综览》？书里连中国官员的性格弱点都记了，唯独没记中国人也是人。

她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当年那89个毕业生，他们也是这么“有事”的，有事到回不了家。

查完这段历史，我感慨万千。

日本对华情报渗透，不是什么新鲜发明，是已经演练了一百多年的老剧本。

剧本的框架一百多年前就已搭好，顶层操盘，政军一体；商业掩护，学术包装；情报先行，扩张紧跟；战争收割，历史洗白；最后换块招牌，从头再来。

1890年演了一遍，1931年演了一遍，1937年又演了一遍。1945年被迫谢幕，但演员没散场，剧本没烧掉。

现在高市早苗登台了。她手里拿的，还是那本翻烂了的《清国通商综览》；她身后站的，还是那些从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一路传下来的“中国通”；她心里想的，还是那句校歌，“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

只可惜，今天的中国，早不是1890年的那个中国了。

当年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可以穿着长衫大摇大摆走街串巷刺探情报，是因为无人设防。今天再有人想这么干，试试看。

当年北洋水师的机密可以被宗方小太郎轻易得手，是因为李鸿章把间谍当座上宾。今天再有人想这么干，试试看。

当年《清国通商综览》可以编2300页没人管，是因为清政府连自己都没摸清楚。今天再有人想这么干，试试看。

130年前那场戏，我们输了。输在落后，输在麻木，输在把敌人当成座上宾。

但今天不一样。

我们知道了这段历史，看懂了这套剧本，认清了这些面孔。那些藏在商会里的“调查员”、混在学术圈的“中国通”、躲在网络后面的“水军”，他们演的，不过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套路。

保持清醒，就是最好的防线。

我们这些普通人，不需要每个人都去抓间谍，不需要每天活在猜疑里。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当你看到有人刻意美化侵略历史、淡化战争罪责、把日本的扩张包装成“正常国家化”的时候，多问一句，这套话术，是不是1890年就用过了？

130年前，我们没有拦住那89个人。

130年后，我们不会再给任何人这样的机会。

剧本是没换，但舞台变了。

我们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