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区建英《永恒与时间》，边读边赞叹“说得太好了”，丸山真男的思考，实在是直达日本国民性的根部，揭示出日本拒斥外来之“古层”的内涵，又最大限度接受和转向外来先进之“势”的思维模式，这种缺乏超越性观念，执拗地维护同宗族集团利益，宗族的判断优劣成为个人判断标准的心态，注定了日本对历史责任的承担是无责任的体系，对战犯的处理是以咒术“拔除”后洁净为基底，没有根本上的价值判断，所以从历史上“古层”的形成就已经埋下了今天争议的种子。读了区建英的这本书，顿时很有信心重新打开丸山真男的原著，去看看他怎样从历史中剖析和分解日本思想模式中的古层，并展望日本思想中可能出现的变革动因了。

摘抄：
第一是日本与“外国”的两分法。就是把作为“内部”的日)与作为“外部”的世界截然分开，“世界是在日本外面的”。当近代族主义形成时，日本对“内部”有牢固的归属感，即便内部也包含多样性和对立，但对“外部”来讲日本是极度同质的。虽然近代国家形成，但日本人只有同族的归属感，而没有人民主权意识。面对国际社会，日本人则缺乏“日本在世界之中”和“世界在日本之中”的普遍主义感觉，没有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意识。不过因为善于“扭拾取”外部的高度文明，日本有一种“拜外主义”，所以古代学习中国文明，近代转为学习欧洲文明，但同时伴随着夜郎自大的“排外主义”，比如只认同生于日本“内部”的东西为“传统”，而不认为外来
文化可以成为自己的“传统”。

第二是“土生与外来”的两分法，这与第一点紧密关联。日本国学就是代表这种思维的典型，比如佛教和儒教，在近代化论中是被列为传统而与近代输入的西洋思想相对置的，但在国学那里则被视为
“汉心”，与“土生”的日本古人信仰相对置，国学要通过清扫“汉心”来找出纯粹日本的东西。丸山认为这是非生产性的，指出“从日本思想史整体来看，可以说凡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的)概念或多少具有体系性的教义，自儒佛以来都是外来思想。如果用土生与外来的两分法来寻找纯粹日本的东西，结果只会像掰菖头那样”。

第三是“内发与外发”的两分法，这是从第二点延伸出来的“内发”是指在内部有机生长的东西(“植物主义”的传统定义)，是连续不变的，被认为是民族的“主体性”。“外发”是指从外部移植的东西，是非连续的、可轻易变换的。比如认为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是“外发”的，但作为命运也不得不忍受之，因为日本对“世界的大势”(外部的变化)非常敏感，将之视为客观的“所与”断定“日本不能落后于那个大势，必须适应和追随之”。也正因如此日本历史上反复地出现“集体转向”:宏观上有从摄取中华文明向摄取西欧文明的轻易转换;微观上有基督教的快速传播和快速灭绝，维新期从国内自由民权转变为对外争夺殖民地，大正期从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法西斯全体主义。这些急剧的方向转换并不是经过省察的，而是对世界优势潮流的适应和追随。

在对近代化的把握上也贯穿着这种两分法。关于幕末以后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日本人往往以传统主义与欧化主义，或传统主义与近代主义相克的观念来理解'，认为传统主义是“内发性”的，欧化主义或近代主义是“外发性”的，加上价值判断的导入，“内发性”被误解为民族的“主体性”。但丸山指出，“内部能源的爆发并不是主体性”，那种“植物主义”的“主体性”，实际上“只依赖着历史所与的环境，是最没有主体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