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doc申请小记（长篇流水账）

8月初：去加州开会两周，一边开会一边到处玩，完全没有意识到postdoc申请季已经近在眼前。直到在 Santa Cruz 的 Verve 咖啡馆和绿老师远程meet，才慢慢开始认真思考 postdoc proposal 应该怎么写。

8月中：绿老师突然说：“有个 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可以试试看，8 月 31 号截止。” 试试就试试，于是用一周时间手忙脚乱地联系推荐人（需要 1 封提名信加 3 封推荐信）。好不容易凑齐材料，第一次从零开始写 postdoc 申请，匆匆忙忙赶在 deadline 前交了上去。

8月底：一个阳光很好的早晨，我早起去 Sakrid 咖啡馆写 Berkeley Miller fellowship。Miller 的要求很特别，只允许一页纸，因此必须写得极其简洁清晰。反复修改几轮后决定先放一放，9 月专心科研，10 月再继续。

9月：原计划完成一篇大 paper，很快意识到一个月根本不现实，于是调整目标，在申请季结束之前写一篇小 paper。

10月：在芝加哥附近访问了一圈，同时要准备 talk、修改申请、写完paper。到 Ann Arbor 的第二天就跑去 UMich 图书馆，对着大屏幕写了一整天 paper，没想到就真的给写完了。本来想赶在 Hubble fellowship 截止前投 arXiv，但因为还要让合作者修改，最终没能赶上。在芝加哥大学访问那天，从早上九点 meeting 到下午五点几乎没喝水，头痛欲裂，晚上还要提交 Stanford Science Fellow 申请，整个人疲惫到散架。去 Northwestern/CIERA 访问同样是从早到晚的“拉练式”日程。

10月底：许多重要 fellowship 集中在月底：Hubble、CfA、KICP、Burbidge 等。Hubble 的申请材料可以写8页，相比 institutional fellowship的两三页而言，能更充分展开科学目标。和绿老师改了两轮后自认为还不错，结果发给 UChicago 的老师，被非常委婉但扎实地批评了一番。于是 deadline 前 5 小时又紧急修改一次。本来以为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结果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地提交。

11月初：继续申请 Stanford KIPAC、Carnegie、Brinson 等我自认为匹配度很高的 fellowship。虽然很多材料是在已有的材料上修改，但我还是逐字重读，并且富有感情地写下为什么自己与该项目契合。自认为 Burbidge 和 Brinson 的材料写得最好。芝加哥访问体验很好，也因此信心满满地递交申请，觉得芝加哥肯定是十拿九稳了。

11月底--12月初：Fellowship申请进入尾声，又陆续投了 CIERA、DiRAC、IPMU、MIT 等。基本只是修改已有 proposal，已经进入“申请麻木”状态，不太想再细看自己写了什么。与此同时，一些顶级 fellowship 开始发面试。原本以为 Stanford Science Fellowship 或许有机会，却没有收到面试通知。最早申请的 Harvard Society 和 MIT Pappalardo，本来也没抱太大期待，自然也没有收到面试。

12月底：陆续有面试结果，我只收到了 IPMU 和 UW DiRAC。UW 面试第二天就被拒，大概他们也看出我和他们不太匹配。IPMU 面完之后直到今天（2 月 16 日）仍无消息。12月底学校放假，普林斯顿下了几场大雪，万籁俱寂。12 月 20 日左右听说 UChicago 已经发 offer，但没有我。那几天情绪跌到谷底，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适合做学术，proposal肯定是写得很差，我做的science一定是拉爆了，我的推荐信里估计也没什么好话。两天后 Stanford KIPAC 也发了第一批offer，同样没有我，心态进一步崩。
与此同时，做理论的朋友陆续拿到顶级 fellowship。我和朋友开始严重怀疑这些institutional fellowship是否只取决于推荐信。于是赶紧申请了几份 personal postdoc，希望能被某个老师捞上岸。

1月：去 Arizona 参加 AAS。除了 thesis talk，还被邀请到 NASA 展台介绍 Roman science。当我给那么多素昧平生但都好奇宇宙的人们讲出那些小小的矮星系可能蕴藏的物理规律之后，我忽然意识到，无论有没有 fellowship，做 science 本身应该是纯粹且快乐的。

回来后是密集的面试与拒信。我甚至开始和绿老师讨论是否延毕一年或留在普林做一年 postdoc。整个 1 月几乎没有好消息，直到突然收到 MIT 面试邀请，一个我几乎从没想过要去的地方。于是拼命准备几天，结果面试问题几乎都不在准备范围内[淡淡的]。

1月14日：听说 Brinson 发了很多拒信，但我什么也没收到，也不敢问，只能猜测自己可能在 shortlist上。

1月29日：Hubble fellowship 放榜：630 人申请，一共选 24 人。我虽然没拿到offer，但是排在了waitlist上。那天我很开心，因为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被人认可。或许今年的申请失败并不意味着我的科学项目不够好，或许只是因为运气？因为推荐信不够强？因为矮星系这个领域不够火？

2月2日：收到 MIT 邮件，获得了为期三年的Torres fellowship。那一刻我非常感动：一个几乎不熟悉而且毫无connection的地方认可了我的工作，或许我也没那么差吧。

2月5日：Stanford KIPAC 发来 offer。斯坦福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但这也让选择变得有点困难。一方面MIT对我有知遇之恩，另一方面斯坦福是我最想去的。最终双方同意：第一年 MIT，后三年 Stanford，是一个理想的折中方案。

2月12日：收到了UVa的GECO-Cosmic AI fellowship，也收到了OSU的CCAPP fellowship，但都委婉地拒掉了。

2月15日：这天应该是做最终的决定了，结果不巧的是早上突然收到 Brinson 邮件，说我在 waitlist上名列前茅；晚上果然收到了Brinson的offer。Brinson是观测宇宙学领域里最好的fellowship，让人很难拒绝。与斯坦福短暂协商后，我觉得带着Brinson去斯坦福，并在三年后以KIPAC fellow继续工作两年，总计五年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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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半年过得非常辛苦，虽然结果是很好的，但也让我想清楚很多事。科学界的反馈周期极长，整个科学界又习惯用 title 与 paper 去量化一个人，所以不可避免容易陷入成功学的叙事之中。真正成熟的研究者，应该拥有自己的判断与品味，知道什么工作是好的、什么问题值得做，而不是完全依赖 fellowship committee 的评价。

世界本身是混沌的，付出与回报并不总成正比。“努力就理应得到回报”的执念，往往反而带来痛苦。意义需要自己赋予，而不是由某个学校、某个委员会来决定。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找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坚持做有意思、也有意义的科学。就像方大同的《南音》里所说的，“二泉映月，他才不管红与不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