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道的殖民悲歌与阿伊努人的失乡之路

四百年前，北海道还叫做虾夷地，是一片由阿伊努诸部族世代栖居的土地。
摊开那张17世纪的阿伊努首长势力圈地图，色块沿着石狩川、天盐川、十胜川的脉络铺展，宗谷、天盐、增毛、石狩、上川、十胜、钏路……这些如今印在日本行政区划图上的地名，在当时，是一个个部族的家园，是阿伊努人用千年的脚步丈量出的生命边界。
那时候，石狩川的河水里映照着落叶松的影子，每年鲑鱼洄游的季节，上川、石狩的部族会沿着河岸扎起帐篷，用祖传的鱼叉捕捞肥美的鲑鱼，把鱼籽晒成干，把鱼肉熏制好，存过漫长的寒冬。
天盐山的雪线之上住着山神，天盐、增毛的猎人们进山之前，会用酒和鲑鱼献祭，祈求山神护佑，他们从不猎杀怀孕的母兽，从不砍伐正在结果的树木，因为他们知道，土地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是祖先留给后代的摇篮，是和生命共生的母体。
宗谷的海风带着库页岛的气息，那里的部族划着独木舟穿越海峡，和对岸的同胞交换毛皮和贝壳；十胜的草原上，部族的孩子们跟着大人学习辨认草药，追逐奔跑的驯鹿；钏路的湿地里，厚岸、钏路的女人们采集着贝类和野菜，唱着祖先传下来的歌谣；南部的沙流、静内，沙牟奢允氏族的人们在太平洋的岸边定居，潮起潮落里，他们的篝火已经燃烧了上千年。
17世纪的虾夷地，没有国王，没有赋税，没有森严的等级，只有一个个以血缘和土地联结的部族，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首长，自己的习俗，自己的语言。
他们按照自然的节律生活——春天采集野菜，夏天捕捞鲑鱼，秋天围猎棕熊，冬天围着篝火讲述祖先的故事。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熊是山神的使者，鲑鱼是河神的馈赠，就连风里都住着神灵。
一切改变，始于日本人对铁器的垄断，始于渡岛半岛南端那几间不起眼的茅屋。
十四世纪末，本州岛的和人（日本人）已经越过津轻海峡，在渡岛半岛的最南端搭起了茅屋。他们带来了阿伊努人从未见过的东西：锋利的铁刀、耐用的铁锅、能酿出醉人酒液的米酒，还有能织出细密布料的纺车。起初，这看起来像是一场平等的交往，阿伊努人用猎来的熊皮、狐皮，晒好的鲑鱼干、海獭皮，换取这些能让生活变得便利的工具。那时候的阿伊努人不会想到，这些闪着寒光的铁器，最终会变成锁住他们喉咙的锁链；这些带着甜味的米酒，最终会变成灌醉他们心智的毒药。
和人的算盘，从来就不在公平交易上。
他们从踏上虾夷地的第一天起，就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可以把这种短暂的互惠，变成永久的占领的机会。
一六零四年，这个机会来了。德川家康刚刚在关原之战的血火里确立了自己的霸权，他坐在江户城的幕府里，拿出一张用汉文书写的纸——黑印状，交给了松前庆广。
这张纸，表面上是一份贸易特许证，实际上是一份赤裸裸的殖民宣言。从今以后，只有松前藩拥有与阿伊努人交易的垄断权，所有的阿伊努人，都必须到松前藩指定的场所，进行朝贡式的贸易。
这不是平等的条约，这是一份用强权把原住民降格为属民的法律文书。
从这一刻起，阿伊努人失去了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失去了为自己的劳动成果定价的权利，失去了用自己的方式管理生活的权利。松前藩用一张盖着黑色印章的纸，就把整个虾夷地的经济命脉，牢牢捏在了自己的手里。而那张纸上，没有一个阿伊努人的签名，没有一个阿伊努部族的同意，甚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张纸的存在。
接下来的三十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经济绞杀。
松前藩的商人们，带着日式的账本和算盘，沿着海岸和河流，一步步走进了地图上的每一个阿伊努部族。他们带来了复杂的日式记账法，把阿伊努人的每一次交易，都悄悄记成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在松前商人的账本里，一张完整的熊皮，被故意压低到了荒谬的价格，而一把早已生锈的铁刀、一匹粗糙的麻布，却被标上了数十倍于成本的天价。
阿伊努人不认识汉字，不懂什么叫复利，什么叫利滚利，他们只知道，去年换的那把铁刀，今年松前商人说还没付清，要加上利息；前年换的那些大米，今年说还欠着账，今年的渔获要先拿来抵债。
他们用谎言和欺骗，把一笔笔莫须有的债务，强加在每一个阿伊努家庭身上。
父亲欠下的债，要儿子来还；哥哥欠下的债，要妹妹来抵；一代人还不清的债，就要世世代代还下去。这种债务像瘟疫一样，从渡岛半岛蔓延开来，从石狩传到天盐，从十胜传到钏路，到一六六零年代，摊开那张17世纪的势力圈地图，几乎每一个色块里的阿伊努人，都陷入了世代无法偿还的债务深渊。
他们被迫交出自己世代狩猎的猎场，交出自己祖辈捕捞的渔场，来抵扣那些永远还不清的账。有的家庭，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松前商人做抵押，那些孩子，男孩被当成苦力，女孩被卖到妓院，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家乡。这不是贸易，这是用算盘和账本进行的缓慢屠杀，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种族灭绝。松前藩的商人们，不用动一刀一枪，就把一个个原本自给自足的阿伊努部族，变成了依附于他们的债务奴隶。
当阿伊努人终于意识到，他们连最后一片圣地都要失去，连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都要被剥夺时，反抗的火焰，终于在虾夷地的土地上燃烧了起来。
摊开那张16-18世纪的阿伊努战国时代地图，那些交错的箭头，是起义战士们冲锋的路线；那些红色的叉号，是战火燃烧过的地方；那些从各个部族汇聚起来的线条，是原本分散的阿伊努人，在压迫之下终于握紧了彼此的手。
早在1457年，渡岛半岛的阿伊努人就发起了胡奢麻尹之乱（コシャマインの乱），反抗和人的欺压，那是阿伊努人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虽然最终被镇压，却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在那之后的两百年里，ヨタルナイの乱、クンヌイの戦い、ヘナウケの乱、ノツカマップの戦い……一场场起义，在虾夷地的土地上接连爆发，阿伊努人用自己的血肉，对抗着和人的火枪与钢刀。
而其中最悲壮的，莫过于1669年的沙牟奢允之战，也就是地图上标注的シャクシャインの乱。
沙库沙因，静内沙牟奢允氏族的首领，一个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债务逼得家破人亡，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松前藩一点点蚕食的男人，终于站了出来。他走遍了虾夷地南部的各个部族，从沙流到静内，从十胜到钏路，他对着每一个部族的首长，对着每一个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阿伊努人说：我们的土地，被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孩子，被他们夺走了；我们的生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如果我们再不站起来，我们的祖先，将没有地方安息；我们的后代，将再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阿伊努人。
1669年，沙库沙因联合了虾夷地南部13个部族的战士，向松前藩的据点发起了攻击。他们烧毁了松前商人的店铺，撕碎了那些写满谎言的账本，推倒了那些建在阿伊努圣地上的哨所。
起义的火焰，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对应着地图上那些从静内四散开来的箭头，几乎整个南部虾夷地，都燃起了反抗的烽火。松前藩慌了手脚，他们立刻向江户幕府求救，幕府很快派来了三百名装备着火绳枪的武士，还有大量的火枪和弹药。
在福山的海滩上，决定阿伊努人命运的战斗打响了。松前藩的武士们，排成了三列火枪阵，轮流射击，铅弹像雨点一样，扫向手持弓箭、铁刀和木矛的阿伊努战士。阿伊努的勇士们，喊着祖先的名字，迎着枪林弹雨冲锋，他们的血肉之躯，在铅弹面前不堪一击。一批人倒下了，另一批人又冲了上去，海滩上的沙子，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石狩川的海水里，飘着阿伊努战士的尸体。
这场战斗，最终以阿伊努人的惨败告终。
但这还不是最恶毒的。血腥的镇压之后，日本人开始实施一种更为阴险，也更为致命的统治策略——分而治之。他们对应着那张17世纪的部族势力圈地图，用一道道人为划定的边界，把阿伊努人限制在一个个狭小的区域内，禁止不同部落的阿伊努人之间自由往来，禁止他们跨区域狩猎和捕鱼，禁止他们之间进行贸易。
他们故意在不同的部族之间制造矛盾，拉拢和收买一些部族的首长，给予他们一点点特权，让他们去监视和欺压自己的同胞，让阿伊努人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再也无法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甚至一度禁止阿伊努人学习日语，不是出于什么文化保护的高尚动机，而是怕他们学会了和人的战术，看懂了和人的法律，从而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抗。他们要让阿伊努人保持无知，保持分裂，保持贫穷，这样，他们就只能永远做日本人的经济附庸，永远无法挣脱身上的锁链。
时间来到十八世纪末，俄国人的探险船，开始出现在虾夷地的东海岸和北方海域。一直把虾夷地当成蛮荒之地的江户幕府，立刻抓住了这个“防御外敌”的借口，开始了对虾夷地的全面强占。
1799年，德川幕府宣布，将东虾夷地收归幕府直辖。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土地掠夺，因为阿伊努人从未请求过日本人的保护，也从未同意过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幕府管辖。但在殖民者的逻辑里，原住民的意愿，从来就不重要。他们用“防御外敌”的名义，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虾夷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宗谷、在厚岸、在钏路，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幕府据点，把原本属于阿伊努人的土地，牢牢控制在了自己手里。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走上了所谓的“文明开化”之路，而对于阿伊努人来说，这却是一场灭顶之灾的开始。1869年，明治政府正式废除了松前藩，设立了“北海道开拓使”，把沿用了上千年的“虾夷地”，改名为“北海道”。也是在这一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北海道地所处分规则》，宣布整个北海道的土地，除了已经被阿伊努人开垦的少量土地之外，全部都是“无主地”，划归日本国家所有。
这是对阿伊努人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掠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了上千年的土地，他们的猎场、渔场、圣地，只因为他们没有按照日本人的法律，去登记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就被宣布成了无主的国有土地。就像两百多年前那张黑印状一样，这一次，明治政府依然没有问过任何一个阿伊努人的意见，没有征得任何一个阿伊努部族的同意，就用一纸法令，偷走了整个民族的家园。
接下来，明治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北海道开拓”，他们从本州岛迁移了大量的和人移民，来到北海道，把原本属于阿伊努人的猎场，改成了农田；把原本属于阿伊努人的渔场，划给了和人的渔业公司；把阿伊努人的圣地，改成了神社、矿山和旅游景点。到二十世纪初，已经有超过百万的和人移民来到了北海道，而阿伊努人，却变成了自己家园里的异乡人。
如果说之前的松前藩，只是想要掠夺阿伊努人的财富和劳动力，那么明治政府，想要的，是彻底抹掉阿伊努这个民族的存在。189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一部名字充满了讽刺的法律——《旧土人保护法》。这部以“保护”为名的法律，实际上是一部文化灭绝的法令，它的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彻底消灭阿伊努人的文化、语言和身份认同。
根据这部法律，阿伊努人被强制迁入所谓的“土人教育所”，他们被禁止举行传统的熊祭，被禁止进行传统的狩猎和捕鱼活动，被强制改说日语，强制改用日本式的姓名。阿伊努人的孩子们，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送进了寄宿制的“土人学校”，在那里，他们如果说一句阿伊努语，就会被打骂、被惩罚；如果提起自己的祖先和传统，就会被嘲笑、被侮辱。他们被日复一日地灌输“阿伊努人是野蛮的，和人是文明的”的观念，直到他们彻底忘记自己的语言，忘记自己的祖先，忘记自己是一个阿伊努人。
这场文化灭绝，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明治初期，阿伊努人的人口还有约一万七千人，到1899年，就锐减到了一万二千人。他们的土地，几乎全部被日本移民侵占；他们的语言，在一代代的强制教育下，渐渐走向消亡；他们的传统习俗，被当成野蛮的陋习禁止；他们的历史，被改写成了日本“开拓北海道”历史里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脚注。
从1604年那张黑印状开始，到1899年的《旧土人保护法》，日本人用了整整三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对阿伊努这个原住民族的全面征服。
他们把一场赤裸裸的殖民侵略，包装成了“文明开化”的伟业；把一场对原住民的系统性掠夺，包装成了“造福北方”的开拓；把一个民族的血泪史，包装成了日本现代国家的崛起史。
今天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大谈人权，大谈原住民保护，却始终不愿意正视自己对阿伊努人犯下的殖民罪行。他们的教科书里，依然把北海道的殖民史，写成了“伟大的开拓史”；他们的博物馆里，依然把阿伊努人的传统文物，当成是日本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来展示；他们直到2019年，才正式通过法律，承认阿伊努人是北海道的原住民族，而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依然对这段殖民历史一无所知，依然把阿伊努人当成是“落后的少数民族”，而不是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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