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见闻#
五叔得酒懵子这个绰号，是在1993年秋天的打谷场上。

那晚月亮又大又圆，照得新打的麦垛像一座座金山。五叔拎着半瓶地瓜烧，歪歪斜斜地从村东头晃到村西头，见人就拉着说：“喝！喝一口！”

有人躲他，他就追。有人笑他，他就哭。最后他爬到最高的麦垛上，对着月亮唱起了《朝阳沟》，唱得全村狗跟着一起嚎。第二天，全村人人都知道了，老x家老五是个“酒懵子”。

那年五叔25，本该是说媳妇的年纪。

其实五叔从前不喝酒。他是村里第一个去深圳打工的，九一年回来时，穿着牛仔裤，留着长头发，口袋里装着会唱歌的打火机。他说在工厂流水线上装收音机，一天站十二个钟头。

“深圳楼高的哟，望不到顶。”他眼睛发亮地对我说。那时小小的我，是他最忠实的听众。

变化是从九二年春天开始的。五叔相了三次亲，三次都黄了。第一次嫌他家穷，三间土坯房，兄弟五个，他是老幺。第二次嫌他不务正业，从深圳回来半年了，地不愿种，工不愿打，整天说些听不懂的话。第三次，那姑娘倒是愿意，可她爹要五千块彩礼，把五叔爹娘愁得几夜没合眼。

亲事黄了的第二天，五叔在镇上打了散装白酒，喝醉了躺在国道边睡了一夜。

从此酒瓶就没离过手。

五叔喝酒有讲究。早晨起来，先抿一口“醒魂酒”；晌午下地前，喝二两“壮胆酒”。晚上那顿叫“送魂酒”，不喝到人事不省不算完。他娘把酒瓶藏起来，他就喝烧菜用的料酒。料酒藏起来，他就去卫生所要酒精兑水。

最厉害的是九五年除夕。全家吃团圆饭，五叔举着酒杯站起来，说要给爹娘磕头。磕了三个响头后，他抱着门框大哭：“爹，娘，儿子不孝，儿子心里苦啊！”一屋子人跟着抹眼泪。那晚他吐得昏天黑地，吐完抱着马桶说：“这玩意比深圳的抽水马桶差远了。”

村里人说，五叔这是魔怔了。

只有我知道五叔清醒时的样子。他会拿出在深圳拍的照片，虽然模糊得只剩个影子，但能看出身后是高楼大厦。他会哼《外来妹》的主题曲，哼着哼着就哭了。他说：“鹏仔答应带我去看海的，还没去我就回来了。”

鹏仔是他在深圳的工友，湖南人。

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天，五叔突然清醒了。他刮了胡子，换上最整齐的衣服，坐在村委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交接仪式。当国歌响起时，他站起来，站得笔直，眼泪顺着脸颊流。

那天晚上他没喝酒，而是拎着半瓶酒去了打谷场，坐在当年发酒疯的麦垛位置，望着南方。我问他在看什么，他说：“看香港。鹏仔说，从深圳能看到香港的灯光。”

九八年，五叔三十了。他大哥托人在县城给他找了个看仓库的活，管吃住，一个月三百。五叔去了

我们都以为酒懵子要重新做人了。

第一个月，他确实没喝。回来时还给我带了县城的糖糕。第二个月，他带回一瓶“孔府宴酒”，说是老板发的福利，过节时全家一起喝。第三个月，他没回来，捎信说加班。

后来才知道，看仓库的夜里太冷，他又喝上了。这次喝的是瓶装酒，比地瓜烧贵，也更容易醉。

新世纪到来的那个除夕，五叔是被人抬回来的。他在县城喝多了，掉进排水沟里，摔断了两根肋骨。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他迷迷糊糊地说：“爹，我看见鹏仔了，他说带我去看海……”

五叔爹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然后抱着他哭：“儿啊，咱不看海了，咱回家，啊？”

伤好后，五叔真的戒酒了。不是慢慢戒，是突然一滴不沾。他在自家地里搭了个塑料大棚，种反季节蔬菜。第一茬黄瓜下来时，他挨家挨户送，说是感谢大家这些年对他的照顾。

村里人都说，酒懵子醒了。

过年回乡，我给爷爷奶奶上坟，看见五叔坐在坟前，面前摆着两个酒杯。他倒上酒，一杯洒在坟前，一杯自己端起来。

我心头一紧。

但他没喝，只是闻了闻，然后缓缓倒在地上。“爹，娘，”他说，“儿子现在不喝了。就是有时候，心里头空得慌。”

他转头看见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其实酒没啥好喝的，辣，烧心。就是想醉那么一会儿，醉了就能看见深圳的楼，听见流水线的声音，还有……海的声音。”

夕阳西下，五叔的影子拉得很长。这个曾经在麦垛上对月高歌的青年，如今后背微驼，头发花白，只有眼睛里偶尔闪过的一丝光亮，让人想起他描述过的，那些遥远城市的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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