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王诺自传（7）

七、1981—1982 南京师院学习

1981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在宜昌师专毕业，获得大专学历，留校任教，随即被学校派遣到南京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南京师大）进修学习，以取得本科学历。我跟着南师中文系77级和78级同学一起学习一起考试（配图1–2系1981年我在南师当时的行政楼和中文系所在的中大楼前所摄）。
那一年我还拜南师最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许汝祉教授为师。在许先生的指导下，我于1982年元月完成并提交的课程论文《论意识流小说的自由联想》获评优秀，后来经过修改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1期上。那篇文章是我学术研究的成名作。该论文能在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界激起很大反响，首先要归功于许先生对我的细致指导；第二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时是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也是国内作家的兴趣点和主要模仿借鉴对象，对其的创新解读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第三是该文受到国内最权威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者和研究者袁可嘉先生的关注和评论：袁可嘉先生专门对我这篇论文作了回应——撰写了《关于“自由联想”的一封信》刊发在《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5期上，于是我在无意中被动地蹭了一下学界大牛的热度。袁可嘉先生在文中说：“王文从心理学关于联想的一些原理对意识流小说中的自由联想创作方法作了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觉得很有益”；同时他也对我文章中涉及的袁先生在其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里几个有关观点作了解释。
许汝祉先生是我永远感恩的恩师。他1914年出生，1935年毕业于政治大学外交系，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教授，后来还在贵州大学、安徽学院、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1957年起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2002年逝世。许先生对我国学界、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是在两个关键时段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勇敢地公开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观点，比如与掌管意识形态权力的胡乔木公开商榷，以《西方文学与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异化观》、《异化文学和两种异化观》、《一种世界性、世纪性的文学思潮——对于20世纪人性异化的描写》等一系列文章，坚守人道主义，揭示异化现象并反对对人性的异化。
从1981年起，我与许先生有过21年的交往，有无数次见面和几百封通信，经常在许先生家吃饭，许先生和师母也曾专程到我在宜昌的家中小住。在21年里，许先生对我说的中心话题始终如一：社会关怀。他永远生活在忧国忧民的思想中。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不人道的待遇，没有磨灭他的社会责任感；每一次努力的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的结果，虽然让他愤怒、苦闷，却从没有使他绝望；他也曾自嘲“倔书生，死脑筋”，他常常自我反省，但所有反省后来都转化成更强烈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热情。社会责任感、批判意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早已积淀于他的无意识，早已变成了他的本能。许先生的这种人格深深打动了我，也深刻久远地影响了我。许先生对我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非常严谨的学风。他极其细致地指导我阅读原文资料，比如与我一起一行行地细读威勒克的《现代批评史》原文。许先生几乎没有在我面前或者当众夸奖过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2001年6月我在哈佛大学通过越洋电话向他汇报在美研究进展和正在写的书之时。听筒里传来他颤抖的声音：“一定要抓紧，但也不能急于求成。我等着看你的书！”然而，我的书——《欧美生态文学》还没出版、我还没来得及用哈佛访学成果报答先生二十多年悉心教诲之恩，他，就永远离我而去！许先生是我终生的榜样。每当我面对学术脱离现实、学术批判匮乏、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淡漠和学术失范、学术腐败、学术寻租、学术工具化、学术庸俗化的现象或诱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恩师许汝祉先生（配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