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去格鲁吉亚待了半个月，调查了当地的代孕产业，回来后一直还在跟进，直到11月写了这篇报道。系列中的第一篇聚焦那些去寻求代孕服务的中国“奶爸”们的故事，第二篇，也就是这篇，则是那些选择成为孕母的后苏联国家女性的故事。

在大多数关于代孕的报道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孕母往往只是被呈现为没有主观能动性、面目模糊的集体被剥削者。因为一桩中介爆雷风波，我得以和好几位受害孕母长期深入交流，其中有遭受家暴的俄罗斯会计，有来自赫尔松俄占区的乌克兰妈妈，有担心会被亲戚荣誉谋杀的吉尔吉斯孤儿……我想要写出她们的遭遇，她们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她们又如何对抗命运的不公。

这是些沉重的故事，最后并没有什么大团圆结局。公平起见，必须承认，这样的悲惨故事只是这个产业中极少数例外，在多数情况下，似乎大家最后都能各取所需：有人抱到了娃，有人赚到了钱。但由于法律和监管的漏洞，产业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健康和经济风险，而一旦出了问题，整个系统——从诊所到中介，从格鲁吉亚的司法系统到某些外国使馆——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地位最弱势的女性先一脚踢开，一切后果都会由她们承担。

尽管如此，在实地走访之后，我对于这个产业的态度变得更复杂了。如一位受访的乌克兰人类学家告诉我的，是的，整个行业充满了剥削，但这远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弱势女性从事的最具剥削性的工作，如果只是很民粹地一禁了之，却不在结构上改变女性面临的困境，那结果就是砸掉她们最后的饭碗。

更糟糕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只要需求摆在那里，这就会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打地鼠游戏——一个国家禁止后，它马上就会迁徙到另一个，往往在医疗、法治等各方面更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干脆就是把它推向毫无监管的地下市场。

这将会是一直想写、一直没空写、反正写出来也会被骂死的第三篇报道想讨论的内容。大家还是可以先看看第二篇，春节期间暂时不设付费墙，注册就能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