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48）求婚
药剂师学院的选择，终于落下帷幕。

那一刻，并没有想象中的欢呼。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安静。像是站在山口，风很大，身后是来时的路，脚下却已经没有退路。

这一步，是我来美国五年走过的路中，跨度最大的一步。

它不是凭空而来。它背后，有我在中国打下的那些扎实的基础；也有美国给我的无数机会——那些咖啡店工作的机会，那些磕磕绊绊的英文对话，那些在超市、仓库、在餐馆后厨、在校园里奔波的日子。还有那些帮过我的人——朋友、老板、老师——他们未必知道自己改变了我什么，却在关键时刻，替我撑住了一小段人生。

前五年的路，说难也难，说清晰也清晰。

这五年，我总能找到参照。有人走过这条路。有人踩过坑。哪怕是道听途说，哪怕只是零碎的经验，我都能拼凑出一个大概的方向。甚至，我的女友曾替我先走了一段，我像个站在后面的人，看她如何申请、如何准备、如何跌倒、如何站起来。我在旁边默默记着，心里暗暗盘算：下一步该做什么？遇到问题找谁？哪个时间点该递交材料？

这五年，我从来不是真的一个人。

但这一次不同。

药剂师学院，对我来说是一片没有地图的海域。除了那位O先生，和这些年做义工时认识的几位药剂师，我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坐标。他们能告诉我的，只是柜台后面的世界——轮班的辛苦、处方的繁忙、医保系统的复杂、患者的抱怨与感谢。

至于课堂是什么样子？课程难不难？实习怎么安排？该如何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他们沉默。

不是不愿意，而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早已在岸上，而我要下水的地方，水流是否湍急，只有我自己去试。

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接下去的路，没有“听说”，没有“前车之鉴”，没有现成的答案。

只有我自己。

如果成功，我的人生或许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稳定下来。稳定的收入，稳定的身份，稳定的方向。不再像风中的纸片，被工作、机会反复吹起又摔下。

但如果失败呢？

那是一笔沉重的学费，是一张需要很多年去偿还的账单。是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是又一次，在异国他乡失去方向。

夜深时，我会算账。

学费是多少？贷款多少？利息多少？毕业后几年能还清？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如果成绩跟不上怎么办？

这些问题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来。

可奇怪的是，在最焦虑的时刻，我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

这一次，没有人替我探路。

这一次，我不再是跟在别人后面的小心翼翼的模仿者。

这一次，我是第一个走进这片森林的人。

也许会迷路，也许会跌倒，也许会被现实狠狠教训。但至少，这是我自己选的方向。

每年的四月，校园都会突然安静下来。

春假像一阵风，把人群吹散，把教室清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是旅行和派对的季节；对我来说，却一直意味着加班。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课程牵绊，我可以多排几个班，多赚一点钱，替未来添一块砖。

1995年也不例外。只是那一年，我的心境有些不同。

我已经拿到了药剂师学院的录取。只要保持现有课程顺利结束，不出意外，我的人生轨道就会正式转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感觉忽然消失了，我不再每天紧绷着神经，像踩在钢丝上那样小心翼翼。

下班之后，我基本上每天都去女友家。

那间屋子不大，客厅的灯光总是偏黄。她母亲做饭时的油烟味，会慢慢从厨房飘出来。那是一种让人安定的味道。

过去五年，我们谈论过无数次未来。

那些未来像海市蜃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会有房子，会有稳定的工作，会有自己的空间。可是每次话题落地，现实就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间流走。我们没有钱，没有身份的安全感，没有可以握在手里的确定。

那时候的“将来”，只是想象。

但这一次不同。

我第一次觉得，未来不是虚影，而是一条可以丈量的路。

我并不知道药剂师具体能赚多少钱。O先生是自己开药房的，他谈起的都是进货成本和保险报销，很少提到工资。做义工时，我也不好意思去问那些药剂师收入如何。

我只能自己估算。

每小时，应该不会低于三十五美元吧？

如果是这样——我在脑海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那几乎是我们当时全家收入总和的三倍。

旧金山当时的平均房价，大约二十五万美元。首付算下来，也许一年就够。

一年。这个数字让我有些眩晕。

原来梦想已经不是遥不可及，它甚至可以被写进计算器里，被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春假的一个傍晚，我们又一次从她家慢慢走到渔人码头。

那条路我们走过无数次。海风带着咸味，远处传来海鸥的叫声。街头艺人在拉小提琴，游客三三两两。我们走得很慢，像是故意延长这段路程。

但这一次，我们走得格外认真。

因为我们第一次认真谈论结婚。

她还有半年毕业。我计划读三年药剂师学院，第三年是实习。或许在我实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登记结婚。最理想的情形，是我毕业半年后买下第一套房子，然后马上结婚。

算一算——四年。

四年，不算短，但也不再是无边无际。

我一边说着计划，一边在心里铺排未来的家具摆放：客厅的沙发，卧室的床，厨房的餐桌。甚至连阳台种什么花，都隐隐有了轮廓。

她安静地听着。

她一直是这样。

过去的回忆文里，我提到过她很多次，却很少真正描写她。她是个极传统、极内向的女生。我们约会时，几乎总是我在说话。我谈学校、谈工作、谈理想、谈未来，她偶尔点头，偶尔轻声回应，更多时候只是静静地走在我身旁。

她像一口深井，看不见水面，却知道那里有温度。

她对未来的愿望其实很简单——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不是寄居，不是暂住，不是随时可能被现实推翻的计划。

是一个关上门就能安心的地方。

那天傍晚，在渔人码头的海风里，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真的可以给她那样一个家。

海面泛着微光，夕阳慢慢沉下去。

我们并肩站着，谁都没有再说话。

未来还没有来，但它不再是海市蜃楼。它像远处的灯塔，虽然遥远，却真实地亮着。

我以为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未来被我算得清清楚楚——三年读书，半年工作，一年存首付，四年后结婚。时间表像一张规划图，干净、理性、毫无漏洞。

可第二天傍晚，我们再次沿着熟悉的路散步时，她忽然开口了。

她很少主动提出问题。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听，点头，偶尔补一句轻声的“嗯”。但我知道，只要她主动说话，那一定是她在心里反复思量过的事。

她停下脚步，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我不会开高速。你去了那么远，我就不能去看你了。”

我愣了一下。

她继续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也不能在你那里过夜，我爸妈不会同意。”

话说得很简单。

可我听懂了。

认识她这么多年，我早已学会读她话里的留白。她真正担心的，从来不是高速公路，也不是父母的规矩。

她是不放心。

过去五年，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算多，可我们至少在同一个城市。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她来家里，母亲会拉她吃饭，妹妹会拉她聊天。家里人都喜欢她。哪怕我有什么“异动”，她也会第一时间知道。

一切都在视线之内。

但去了药剂师学院，一切就不同了。

天高皇帝远。

我会有新的同学，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她无法再轻易走进我的世界。她担心的不是距离，而是距离带来的变数。

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在规划未来时，只算了钱和时间，却没有算她的不安。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我只能说：“现在结婚……我们连婚房都没有啊。”

这不是推脱，是现实。

我存折里大概一万多美元。加上她的，也许两万出头。那笔钱，勉强够我未来三年的生活费。学费、房租、书本、交通，每一项都在等着我。

我没有能力布置新房。

没有能力办婚礼。

甚至连一枚像样的戒指，都要掂量再三。

她却像是早已准备好答案。

“我们可以先登记。”

她说得很平静。

话说到这里，我怎么可能还不明白。

她不是要婚礼，不是要房子，也不是要戒指。

她要的是一个名分。

一个可以光明正大去看我、可以在我身边过夜、可以理直气壮站在我生活里的身份。

她比我更清楚我的经济状况。她知道我给不起那些世俗的排场。

我深吸一口气，坦诚地说：“我现在没办法给你婚礼，没办法给你婚房，甚至没办法给你婚戒。但我保证，这些都会有的。”

她点头。

“没有问题，怎么都行。”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的不是浪漫，而是沉重。

我还是说了一句：“你跟你父母商量一下。结婚是我们的事，但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事。”

她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我的求婚，就在这样毫无仪式感的对话中完成了。

没有玫瑰，没有跪地，没有戒指盒。只有两个人在海风里，算着存款和学费，谈着责任和未来。

可那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是真的要娶她。

只是，求婚是承诺。

结婚，却是另一场考验。

真正要面对的，不只是彼此，还有双方父母、现实条件、生活琐碎，以及我即将远行的不确定。

海风依旧很大。

我忽然明白，原来人生真正的转折，并不发生在录取通知书寄来的那天。

而是在有人把自己的不安交到你手里，问你——

你能不能，为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