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叔公（我爷爷的哥哥）的干儿子跟我讲述过这段往事，发生在1958-1961年那段被老一辈称为“粮食过关”、后在官方表述中多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

1958年起，中央下达了“大炼钢铁”的任务指标，全国各地都将其视为比春耕秋收更为紧迫的政治任务，各地甚至禁止农民下地收割，结果导致大量粮食烂在地里，未能入仓。随之而来的农田荒废和春耕停滞，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

此外，由于全国各地都将“大炼钢铁”任务，视为比农业生产更重要，这就导致春耕与秋收受阻，而地方又害怕粮食产量减少被追责，进而引发各地浮夸风盛行，全国各地普遍虚报粮食产量，甚至出现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的荒唐数据，而过度征粮也最终导致农民几乎没有余粮了。

对中央而言，推行公共食堂是为了便于统一组织集体劳动，吹哨就能上工；而对地方而言，公共食堂可以打着吃饭免费的名义，为防止农民私存粮食，确保征粮任务能够完成。由于征粮过度，公共食堂也无粮可吃，连稀饭都喝不到，农民家里更是没有了存粮，所以，大饥荒过后，公共食堂也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当时的集体经济体制下，政府先征收农民劳动的所有物资（粮食以及商品），但只有干部才能掌控着生活物资的分配权，并且普遍优先自己以及亲属，再将剩余物资分给生产队其他群众。所以，我爷爷靠他在生产队做干部的哥哥，养活了一家十几口人，我爷爷一家没有饿死一人。毕竟在那个年代，干部一般也不可能会饿死的。

为什么那时候的干部一般不会饿死呢？因为干部有特权粮，甚至小食堂（干部灶），虽然中央明令禁止，但从县，到下面的公社干部，基本上都有小食堂、特供粮、油、肉，定量远远要比农民高的多，大队干部基本上都有特权粮，多数都有小食堂。

由于干部有分配权，这就导致他们分配时优先于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然后才是政策（城市人优于农村人），所以，分配顺序普遍都是从上到下，都是先保干部、再保城市居民、最后才到农民，哪怕生产队最小的官，会计、保管员、记工员，几乎都不会饿死的。

所以，3年大饥荒本质上就是上面推行“大炼钢铁”任务指标，全民集体劳动，把集体劳动力被抽走，大量生产队为完成“大炼钢铁”任务指标，甚至禁止农民及时春耕、秋收，庄稼烂在地里，最终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以及过度征粮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的。

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当时为专区建制，管辖范围远超今天的信阳市）是大饥荒受灾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饥荒导致超过百万人口死亡。

河南省信阳专区与安徽省六安专区接壤。我爷爷一家住在安徽省六安专区霍邱县，而他的哥哥在邻近的金寨县担任干部。1959年，为了生存，爷爷带着奶奶、大姑、二姑、小姑、大伯……一家十几口人投奔了在金寨县当干部的哥哥。正是这次迁移，让我爸后来出生在了金寨，并在金寨认识了我妈。

有时候，我会想一个略显讽刺的假设：如果没有那场饥荒逼迫我爷爷一家迁到金寨，我的父亲就不会出现在金寨，我父母几乎不会相识，自然也不会有我。某种意义上，我该“感谢”那场饥荒吗？这种想法虽有些荒诞，却也折射出命运的无常。

回过头看，我们应当感谢小平，正因为他清醒的认识到集体经济难以为继，从而推动改革开放，放开自由经济，激活了中国的发展动能。这才让我们这一代人，终于能吃饱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