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穿大明衣冠：韩国朝鲜王朝的“明制汉服”与小中华思想

建立于中国明代时期（1368–1644）的朝鲜王朝（Joseon Dynasty，1392–1910），其官服制度从诞生之初就与明朝密不可分。作为明朝重要的藩属国，朝鲜通过明朝的赐服获得政治合法性。在当时的东亚儒家传统中，衣冠即意味着文明与文化认同。

朝鲜国王的冕服（myeonbok）为九章，低于明朝皇帝十二章，体现大明皇帝与藩国国王的等级差。而朝鲜王妃的翟衣（jeogui）饰以翟鸟纹样，在制度上源于明朝命妇礼服体系。

百官服饰同样如此。朝鲜在十五世纪中叶开始将胸背（hyungbae）正式纳入官服制度。端宗二年（1454），朝鲜参照明朝的补服制度，规定文官用禽、武官用兽，以此区分品级；这一做法可以在《大明会典》中找到互证。此后随着朝鲜《经国大典》等法典的编纂与续订，这一规范逐渐固定下来。

清朝建立后，朝鲜继续向清朝称臣纳贡。但在服饰上，朝鲜并未像清朝统治下的汉人那样剃发易服，而是保留明式衣冠。在当时的朝鲜看来，当清朝入主中原并推行“剃发易服”后，“中国”已变为“夷狄”，那么保留了明朝衣冠的朝鲜便自然成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这正是“小中华”（sojunghwa）意识的核心。

朝鲜儒家学者宋时烈（Song Si-yeol，1607–1689）曾提出“尊周大义论”，主张以“礼义”而非地域或血缘来界定华夷。在他看来，清朝“剃发易服”是弃华夏正礼，而朝鲜穿戴明式衣冠是为华夏守礼，因此在文化上反而优于清朝。

朝鲜肃宗（Sukjong，1661–1720）就曾在宫中建立大报坛，用以祭祀明神宗万历皇帝（1563–1620）；此后两百余年间，朝鲜内部文献，尤其是私人文集、墓志铭、序文等非正式文书，仍长期使用“崇祯”年号纪年，甚至出现“崇祯后二百余年”的书写方式。穿戴明式官服与这些行为一道，构成了朝鲜王朝对内凝聚政权合法性的措施。

当代韩国服饰史研究，多把清代朝鲜对明制礼服的延续理解为一种制度性选择——它既借助明代赐服与礼制来维持自身“小中华”正统叙事，也在具体穿着场合与制作规范中不断地朝鲜本土化。这种朝鲜式的大明衣冠，构成了一种政治上承认清朝为宗主国，而文化上强调自身“小中华”认同的复杂格局。

参考文献：

Han, Kyung-koo.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Koreanness of Koreans.” Korea Journal 43, no. 1 (Spring 2003): 5–31.

Kim, Soh Hyeon, An In Sil, and Jang Jung-Youn. “A Study on the Wearing Occasion and Formula of Jeok-Ui in the Joseon Dynasty.” Journal of the Korean Society of Costume 57, no. 6 (2007): 87–100.

Lee, Jeong-mi. “Chosŏn Korea as Sojunghwa, the Small Central Civilization: Sadae kyorin Policy and Relations with Ming/Q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sian Cultural Studies 36 (2010): 305–318.

Pyun, Kyunghee, and Minjee Kim, eds. Dress History of Kore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rimary Sources. London: Bloomsbury Visual Arts,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