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用了2000年

可见这个问题之难以解决。
唐代从618年到755年，这其间有贞观之治，武周之治和开元盛世，展现了一个盛大的大唐帝国的豪迈气象。但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导致唐朝成为一个衰弱帝国，内乱不止，乱象丛生，完全只有表面的花架子。即使有三次中兴之象也没有什么用。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节度使制度，即地方军事力量具有征兵的权力，征税的权力，同时也具有行政的权力，这导致地方势力成为一种可以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它可以独立，也可以不独立。独立时不用听命于中央，不独立时可以听命于中央，也可以表面听命。力量弱时不独立，从中央要钱要权要兵要资源，力量强时独立或半独立，将中央的命令弃置一旁，或者阳奉阴违。由此，帝国的统治就不可能稳固，因为这取决于帝国的军力，可帝国中央如果要常年保持庞大的军力，然后经常与地方开战，那种情况下，帝国的统治就会存在财政的边界，经常入不敷出。也就是，只要某一天帝国财政不可持续，那么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就不可持续，然后地方势力就可以挑战帝国皇权。
所以，安史之乱为后面的五代十国打了样，奠定了内部运行的规则，然后挑战势力一起接着一起。而石敬瑭送出燕云十六州，就决定了整个北宋时期都不得安宁。
节度使制度源于汉代的州牧，州牧从刺史而来。西汉最初设刺史，主要负责地方监察职责，西汉末期，刺史曾一度改称州牧，职权扩大。东汉光武帝时复为刺史，但开始有固定治所，州逐渐成为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东汉后期，刺史职权已超越监察，介入地方行政、军事。东汉灵帝年间，为平息各地变乱，采纳刘焉建议，‌将重要州的刺史改为州牧‌，赋予其全面的军政大权。此举本为强化中央控制，却导致州牧权力膨胀，‌成为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重要制度原因‌。也即诸侯割据均源于地方军政权力的扩张，它们源于中央行政和军事权力达不到偏远地区。
唐代的节度使一样，因为有全面的军政大权，还能募兵，导致中唐后的混乱，藩镇割据。再加上唐代后宫专权，宦官乱政，还有朋党之争，就导致中唐后少有治世，整体呈现出政治动荡、社会矛盾加剧、国势渐衰的趋势，与盛唐的繁荣稳定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此，宋太祖依靠黄袍加身，再加上杯酒释兵权，从而实现以文制武，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大的改变，让中国从城头变幻大王旗到江山一统，以致进入咸平之治。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是数千年的主题，无论任何时代，一旦进入乱世，老百姓的生活都会非常艰难，然后社会三天两头打仗，老百姓死的死，伤的伤，人口大幅下降，像曹操所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景象，是真的存在。因此，从历史的正统性和历史正义来讲，中国的历史，江山一统始终是主流，无论哪朝哪代，最后都会归到国家统一，政治昌明，人民富强。这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因为中国历史上，百姓的平安和富足，始终是得国正确与否的关键。而国家统一，是平安富足的基础条件。
汉代解决武将干政的办法是杀开国功臣，明代也是。宋代是以文制武。清代王爷一般没有兵权和行政权，地方通过督抚并立、文武分权，避免地方军政势力膨胀。但这个情况在曾格林沁领兵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被打断脊梁后，终至出现了汉人武装做大的局面。八里桥一役，“战死三千，死伤上万，余部溃散”，是西方近代军队对清骑兵、绿营兵和火枪营、炮营的全面胜利。
而湘军、淮军和北洋军阀的崛起，则跟汉代的州牧、唐代的节度使一样，最终成为瓦解传统皇权的力量。尽管曾国藩极尽表忠之能事，最后也无力改变制度的走向，北洋军阀能够成为军阀，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个问题到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最终得到解决。当然，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三湾改编，确立将支部建在连队这一根本性原则。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初步回答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先锋队性质，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对于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主要的路线有三：一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二是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三是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等。当然，这些是执行层，怎么执行，怎么贯彻党指挥枪。最核心的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教员当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标志着党指挥枪原则的正式确立。
所以，中华民族探索军政的关系，要解决这一制度问题，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才最终得以成功。反观国民党，典型的军阀的利益大于党派的利益，再大于民众的利益，因此，最终必定败亡。即使是现在，国民党在小岛的选举中，一直如此，所以在同民进党的选战中，一再败北。原因就在于局部的利益总是大于整体的利益。民进党未来的败亡，就在于他们把党派的利益看得高于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将导致他们必然消亡。
因为统一是中华民族全体的利益，它是全民族在这个时代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