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有哪些不同之处？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理论上，公检机关是侦查和检察机关，只是负责案件侦查和审查起诉，相当于一个是取证机关，一个是审查证据并据此决定是否起诉的“原告方”，法院才是审判机关，由法院根据“原告方”和被控犯罪的“被告方”之间的庭审博弈，作出有罪或无罪等居中裁决。

但实践中，有罪或无罪的决定，主要由公检机关决定。到了法院阶段的无罪率，非常非常低。

甚至，法院在量刑方面的权限，有时也会被部分架空。

因为有些刑事案件，在进入法院阶段时，已经由检方和被控犯罪的“被告方”之间，谈了一个七七八八。在这些案件中，检方在求刑时，会按照之前谈好的方案去提出量刑建议，法院会在检方的求刑意见上，作出裁判。

2、理论上，决定有罪还是无罪的最关键阶段，是在法院庭审阶段。

但实践中，决定有罪还是无罪的最关键阶段，是检察院的批捕阶段。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些被检方不予起诉的案件，大多是未予批捕，即检方在批捕阶段便没同意批捕。一旦同意批捕，则大概率会把流程往下走，提起公诉，送到法院审判。

由于法院阶段的无罪率，非常非常低，送到法院审判，便基本意味着有罪。

3、理论上，决定一个案件有罪还是无罪的最关键因素，是看证据，尤其法律规定，要重客观证据，轻口供。

但实践中，几乎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当事方，都会被要求认罪认罚。

犯罪证据充分的话，要求嫌犯同时认罪认罚，还算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延续。当然，如果不认罪认罚，也可以按照证据来往下走流程。

而犯罪证据不充分或者有瑕疵的话，也会要求认罪认罚，通过认罪认罚来“补足”证据的欠缺。

如果当事人坚持认为自己冤枉，不愿意认罪认罚，则便几乎不太可能办理取保。只要被批捕，便大概率一直被关着，直到因为在里边实在顶不住，认罪认罚为止。

有些错案或冤案，我觉得大概也是这么来的。

而且，一旦认罪认罚，哪怕案件存在一些问题，也基本没有翻案的可能。因为你自己都认了，咋翻？

所以，如果认为自己确实冤枉，核心在于批捕阶段。

如果检方没批捕，则便从看守所暂时出来了。如果批捕了，实践中基本没戏了。

像之前江西庐山检察院，便搞出了100%的认罪认罚率。由于引发众多争议，官方好像后来又把宣传100%认罪认罚率的文章，自己给删了。

4、理论上，刑事辩护律师有充分的辩护权，可以阅卷看证据，可以自行取证，可以提出自己的各项辩护观点，跟检方充分辩论，等等。

但实践中：

第一，刑辩律师一般不取证，尤其是不取“证人证言”形式的证据，因为有专门针对律师的伪证罪。

证人证言很容易发生变化，今天面对律师时是这么说，明天到了公检机关，可能又会那么说，出现前后表述的不一致，很容易让律师惹上伪证罪的风险。

第二，如前所述，由于实践中“实质性”定罪阶段被前置到了检察院批捕阶段，而律师在批捕阶段阅不到卷，看不到证据，几乎无从辩论。

按照法律规定，律师可以阅卷看证据的阶段，是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后，从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开始的。在检方决定是否批捕的阶段，律师无权阅卷。

连卷都看不到、证据都看不到，辩护什么呢？

第三，很多刑辩律师在案件中，一般不做无罪辩护，除非是外地大城市的律师，且性格比较坚强、不怕事的。

因为一旦做无罪辩护，会给办案的公检机关带来错案风险。

小地方的本地律师，几乎不可能做无罪辩护。

这种博弈，属于零和博弈，如果发现案件有问题，最终被判无罪，承办案件的公检机关工作人员，轻则受处分、脱制服，重则可能承担错案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刑辩律师跑去做无罪辩护，你想想可能会遇到什么场景？

第四，刑辩律师很难跟检方充分辩论，主要是以下几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在未到批捕的阶段，由于案件尚未移送到检察院，有些检察官不了解案情，律师跑去跟检察官沟通，想要说服检察官不批捕的话，属于虚空打靶，因为检察官可能连案件证据都没看到，无从辩论。

第二个场景：在决定是否批捕的阶段，由于留给检察官作出决定的时间，只有7天（包括周六日），检察官在这个时候，往往忙得很，如果手头同时有几个或更多案件的话，劳动强度大，人家可能顾不上跟律师沟通。

第三个场景：在已经决定批捕后，双方立场出现分歧，检察官是朝着有罪的角度办案，律师是朝着罪轻或无罪的角度辩护，双方不太容易尿到一个壶里，所以有些检察官便不太愿意跟律师聊，因为聊了之后便可能会发生吵架。

尤其在律师进行无罪辩护时，相当于在说检察官的批捕决定错了，双方产生严重分歧。

有些律师需要非常有技巧地进行沟通，比如先站在检方的立场，赢得检方的心理共鸣，而不是上去便进行零和博弈式的辩论，然后才可能获得跟检方有比较深入的沟通机会。

所以，我们的整套刑事辩护实践操作，不是通过检方和辩方对证据的举证、质证，双方充分辩论博弈，来形成案件的相对结果，而主要是通过公检机关单方的办案素质、能力、水平、内心良知、坚守法治底线等，来实现案件结果。

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如果某地公检机关办案素质高、能力强、坚守法治底线和良心，我们便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好的案件结果。

反之，则便可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差的案件结果。

由于中国很大，全国有几千个县级机构，每个县级机构都配置了完整的公检机关，而各地水平和情况不同，所以我们既能看见相对较好的案件结果，也能看见相对不太好的案件结果。

我之所以聊聊这个话题，是因为觉得这套实践操作，存在一定问题。

之前搞出的“远洋捕捞”式趋利执法，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但让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也让整个社会缺失安全感。

我觉得整套刑事案件的司法实操，是不是至少应该跟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实操对齐？

以上供参考。#刑事司法实操##热点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