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家的皇帝，有个毛病——睡不着觉。

朱元璋睡不着，朱棣睡不着，后面的朱祁镇、朱见深、朱厚照，都睡不着。他们躺在龙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底下这帮人，到底在搞什么？

想不出来，就派人去看。

这就有了锦衣卫。

锦衣卫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替皇帝看人的。看人不是看戏，看人得盯住了，盯死了，盯得人家喘不过气来。锦衣卫有这个本事。他们穿着飞鱼服，挎着绣春刀，看着像回事。可他们干的不是人事儿——抓人、审人、关人，自己说了算。刑部？刑部是摆设。大理寺？大理寺是聋子的耳朵。

老朱给他们盖了座诏狱。诏狱是个好地方，进去的人，没人问你怎么进去的，也没人问你什么时候出来。出来的时候，十个人有八个是抬着的。

老朱想，这回踏实了吧？

不踏实。他儿子朱棣更不踏实。

朱棣琢磨：锦衣卫也是人，人跟人待久了，就熟了。熟了就不下死手了。不下死手，我让他们盯人干什么？

他瞅见了太监。

太监好。太监没儿子没闺女，没三亲六故，就指着皇上活着。皇上让他往东，他不往西；皇上让他咬谁，他就咬谁。咬完了，还冲皇上摇尾巴。

于是有了东厂。

东厂的太监们，穿上便衣，满大街溜达。今天在茶馆听闲话，明天在酒楼看热闹。谁家两口子打架，谁家儿子不孝顺，都记下来。记下来干嘛？不一定干嘛。反正先记着。

最有意思的是，东厂还能管锦衣卫。

锦衣卫不是盯着大臣吗？东厂盯着锦衣卫。锦衣卫办案的时候，东厂的人在旁边看着。办得好，东厂不吭声；办得不好，东厂就吭声了。一吭声，锦衣卫的指挥使就得跑断腿。

这就出现了一个局面：锦衣卫盯着大臣，东厂盯着锦衣卫。两拨人一块儿出门办案，一个动嘴，一个动手。动嘴的不干活，干活的不动嘴。干完了，动嘴的回去写报告，说干的还行。干得不好，干活的下回就别想干了。

这叫制衡。

制衡是个好词儿，听着就平衡。

可后来的皇帝觉得，光有东厂和锦衣卫，不够。还得加。

明宪宗那会儿，加了西厂。

西厂的太监叫汪直，是个能人。他嫌东厂只在京城转悠，就把手伸到全国各地。南到广东，北到辽东，西到甘肃，东到山东，都有他的人。今天抓个知县，明天逮个富户。抓人的理由？想要就有。

汪直有回路过河南，碰见个老头儿在路边卖枣。他问老头儿，今年枣儿甜不甜？老头儿说，甜，就是税重，卖完枣交完税，剩不下几个钱。汪直点点头，走了。过两天，那县的知县就被抓了，罪名是横征暴敛。老头儿听说了，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他哪知道那天问话的是谁？

西厂一出，东厂就不行了。东厂在京城威风，西厂在全国威风。东厂的人见了西厂的人，得绕着走。为啥？西厂的人手长，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也抓了。

汪直折腾了几年，大臣们受不了了。今天你参一本，明天我参一本，参得皇上头疼。皇上只好把西厂撤了。

可撤了没几个月，皇上又睡不着了。得，西厂又立起来了。

要说最绝的，还得数正德年间的刘瑾。

刘瑾是个狠人。他当权之后，瞅着东厂、西厂、锦衣卫，全都不顺眼。他问身边的人：这帮人听谁的？身边的人说：听皇上的。刘瑾说：皇上听谁的？身边的人不说话了。

刘瑾说：得再设一个。

这就是内行厂。

内行厂是干嘛的？内行厂不盯老百姓，不盯大臣，它盯着东厂、西厂和锦衣卫。

三拨人盯着别人，一拨人盯着这三拨人。锦衣卫出门，后头跟着东厂；东厂出门，后头跟着西厂；西厂出门，后头跟着内行厂；内行厂出门，后头没人跟，因为他们就是最后一拨。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闭环是个好词儿，听着就严密。

这几拨人，今天你告我一状，明天我参你一本。锦衣卫说东厂的太监受贿，东厂说锦衣卫的指挥使渎职，西厂说东厂和锦衣卫都不是东西，内行厂说你们三个都不是东西。

皇上坐在宫里，听着这些报告，心里头那个踏实啊——咬吧，咬得越欢实越好。

这让我想起村里的一句话：狗咬狗，一嘴毛。

咬到最后，谁也没落着好。

正德五年，刘瑾倒台了。西厂和内行厂跟着一块儿没了。可东厂和锦衣卫，一直留到明朝咽了气。

崇祯皇帝上吊那天，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他解下腰带上吊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我养了那么多盯人的人，怎么没一个盯着我呢？

这是个好问题。

可惜没人能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