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的风裹着点碎雪，拍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攥着提前备好的红包，指尖有点发僵——每个里面都塞了两百块，是我挑了好久的烫金红包样式，边角都压得平平整整。

饭桌上的菜还冒着热气，亲戚们的笑声裹着酒气飘过来。我把红包挨个塞给孩子们，笑着说“新年好呀”，刚直起身，就听见二姨的声音从对面飘过来：“现在城里给孩子压岁钱，最少都五百起啦，你这两百块，别是让孩子嫌少，丢了咱们家的面儿？”

我手里还捏着最后一个没递出去的红包，指节有点发白。刚巧，二姨把一个厚厚的红包拍在我家孩子手里，“来，乖宝，二姨给你包了五百，买新衣服去。”

那一瞬间，我手里的两百块突然沉得像块石头。不是因为金额的落差，是那种被架在台面上比较的窘迫，让我连呼吸都觉得发紧。

饭桌上的调侃还在继续，有人笑着接话“现在人情都重，少了确实拿不出手”，有人拍着我的肩说“下次可得多包点，别让人说咱们抠门”。我扒拉着碗里的菜，却尝不出一点味道，只觉得那些话像细针，一下一下扎在心上。

散席的时候，雪下得密了些。我站在单元楼门口，看着亲戚们的车一辆辆开走，掏出手机，把剩下的拜年行程一个个取消。

手机屏幕映着我的脸，有点冷。我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红包，两百块的边角还带着体温。风卷着雪沫子吹过来，我把红包攥得更紧了些，转身走进了楼道里。

楼道的声控灯在我脚步里亮了又灭，我站在自家门口，却没立刻掏钥匙。不知道明天再遇见二姨时，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下一个春节，我还会不会再攥着这样的红包，走进那样的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