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格竹熊，你能不能不要讲民族问题？更不要讲彝族历史，因为你根本不懂啊。你这短短一篇文章，至少有1/3的内容是凭你自己的想象胡编乱造出来的，因为离谱之处太多，我都看不下去了。
简单的错误我就不列举了，仅指出你文中的严重错误。
①“民族”的概念并非是源自日语，更不是什么梁启超才引入中国的，而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概念和词汇。南北朝时期顾欢的《夷夏论》已经在大讲民族问题，“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此后历代中国都讲到“民族”，唐人李荃《太白阴经》中说：“夫心术者，尊三皇成五帝；贤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劲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唐人皮日休《忧赋》：“上自太古，粤有民族。颛若混命，愚如视肉。”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七：“陛下曾念中原之民族、故国之宫闱乎?”
②解放前从来没有把西南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统称为“诸彝”，泛称为“百苗”的情况倒是存在。“西南夷”主要是两汉时期的泛称，隋唐以后就不常用，因为对西南各少数民族已有较详细的划分。国民党统治时期把汉、满、蒙、回、藏以外的少数民族泛称为“边民”，一般并不泛称为少数民族。
③彝语分为六大方言区，确实不统一，也难以交流。凉山彝族主要分为三大族群和方言区，即圣渣人、依诺人、所地人（现在又称为阿都人），还有水田、海人、所洛人，但人数不多。博主说喜德彝族和布拖彝族可以简单交流，布拖彝族和雷波彝族就很难交流，这就是扯淡了。实际上喜德彝族和布拖彝族也很难交流，很多词汇都不一样。喜德彝族属于圣渣人，布拖彝族属于所地人，不仅语言不同，服饰都有很大差异。水田、海人、所洛人历史上就通用汉语汉文。
④凉山彝族共有黑彝家支九十多个，白彝家支两百多个，这指的是圣渣人、依诺人、所地人，他们自称为诺苏或聂苏，解放前被称之为“猓猓”或“夷教”。“子磨”不是凉山彝族的自称或他称，是彝语中部落酋长或土官的意思。
⑤解放后凡是圣渣人、依诺人、所地人都被识别为彝族，他们在解放前就自认为是同一个民族，但其实风俗习惯和语言服饰也有很大差异，并不是都要过火把节。依诺人就是不过火把节的，从来没有这种习俗。所地人最看重火把节，而圣渣人可过可不过。另外凉山土著汉族在解放前是普遍要过火把节的，道光《西昌县志·艺文志》载清代西昌汉族文人杨学述的《建昌竹枝词》：“连乡火把照天红，六月为期问土风。 一自平蛮回撤后，至今人念武侯功。”民国《西昌县志》对此做了详细说明，“宁（西昌地区）俗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城市乡村各户外，悉树火炬，明耀如白日……用以照田祈年。以炬之明暗，卜岁丰欠。戚友会聚，杀生饮酒，夷汉同之。”所以不能把火把节说成是凉山彝族的标志性民族文化特征。凉山彝族在解放前不同的村寨过年的日子都是不同的，没有统一的政权，也就不会有统一的历法，自然就会过年的日子都不一样。火塘也好，巫师也罢，都不是凉山彝族独有的民族特征。居住在西南山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火塘。至于水田、所洛人、海人是否该识别为彝族，学术上是可以讨论的。这些族群汉化程度较高，解放前就已经使用汉语汉文，并且和汉族通婚，把他们识别成汉族也是可以的。邓秀廷其实就是水田人，他的家族在解放后被识别成汉族。
⑥解放前云贵川三省彝区都有老彝文，里面虽然共同夹杂有很多先秦时期的楚国文字或者楚国文字的变体字，但互相之间并不能流通。这是由于彝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政权，不仅是文化习俗不统一，历法不统一，连这种源自先秦楚国的老彝文也在后世的辗转传抄中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导致三省间已经不能互相流通。现在四川省所推行的彝文，实际上是著名彝族语言文字学家陈士林先生在1974年新创制的，连凉山彝族老人都不认识，云南贵州的彝族又怎么可能认识？另外这里多说一句，现在有些民族学家拿解放前云贵川的老彝文来比对商代的甲骨文，说里面有多少多少相似性，甚至说甲骨文是根据老彝文创制出来的，老彝文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其实老彝文本来就是先秦楚国文字或者楚国文字的变体字，它和商代甲骨文当然是有渊源关系的。实际上不论是先秦楚国文字还是解放前云贵川的老彝文，它们都是由商代甲骨文演变发展出来的，不能把他们说成是甲骨文的源头。
最后说一下关于汉服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汉服”之称，早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存在了。西汉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遣册中记录有陪葬品“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这里的“美人”不是真正的活人，只是木俑，陪葬的四位女性木俑，两人身着楚服，两人身着汉服。有汉服和楚服的区别，说明当时的汉服已经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当然不是数典忘祖的北大教授孔庆东说的“根本不存在的汉服”。又唐代樊绰的《蛮书》卷四载：“裳人，本汉人也。部落在铁桥（今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巨甸镇）北，不知迁徙年月。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馀无异。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城，获裳人数千户，即移於云南东北诸川。”《新唐书·南蛮上》说：“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馀尚同汉服。”《辽史·仪卫志二·汉服》载：“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后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冔、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别尊卑、辨仪物也。厥后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襕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左右采订，摭其常用者存诸篇……”原文详述汉服之起源、形制、种类，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全文引用。北宋路振《乘轺录》讲辽国治下的幽州风俗“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成书于南宋早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讲到辽国衣冠制度时说“其衣服之制，国母与蕃官国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南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髡发，不如式者杀之……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清稗类钞·服饰》中记载：“高宗（满清乾隆皇帝）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说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汉服，相当于是新时代的指鹿为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