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的风吹进县域教育了吗？

李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寒假回家不久，我接触了身边的高一小朋友，他们的学校并非“超级中学”，在县域高中里也不是第一档的。交流进入高中的感想时我方才知道他们已经完成了分科。我不免问到他们的小三科组合的选择，因为当前全国五批高考综合改革过后，29个省区实施了新高考。到他们分科的2025年下半年，我认为这项举措应该度过阵痛期基本落地了吧。原本是随口一问，但得知两位分别选了“纯文”和“纯理”组合，让我颇感诧异。我高中分科是在2018年，彼时甘肃还没实行高考综合改革，身处一所理科培养占优势的学校，班主任老师和陪读的祖父都劝我学理科，口称选了文科没前途或者我所在学校没有文科成长土壤，结果也是大部分成绩前列的学生选择了理科。

尽管当年的我出于热爱奔向文科，但从学生素养培育的科学性上考虑，我期待新高考能使学生的天赋技能得到更充分自由地发挥，而不再受限于非理即文的传统选择。但不曾想到7～8年过去了，在县域高中里“纯文”“纯理”仍属热门选项。我试图探究在新高考赋予学生选科自主权的制度设计下，为何在县域高中反而出现了“重回文理”的趋势？这种选择背后反映了哪些结构性力量的博弈？同时我想以当下的自我生命体验重新审视基础教育阶段的文理分科。

一

据在河北省某县私立高中读书的S1所述，之所以选择纯文，除了对文科擅长、期待自己达到学贯古今、纵论天下的渊博外，还因为他所在学校生源不足，上层领导出于多方面考虑，在分科设置上只分了政史地和物化生的两类传统组合。其间他曾感慨，“我学物理吃力，化学和生物算中规中矩，但不擅长核心科目问题很大啊，而且物理老师上课提问我，回答不上来我就得站着，搞得我更烦了，制度设置就摆在这，我哪怕想选一门喜欢的理科，也没有相应组合，既然决定选历史，不学政治和地理岂不是很可惜？我觉得文科学好了也是一样的。”我进一步了解到在近似老高考的局面下，同样出现了理科占优势的情况。老师鼓励学生选择理科，并在私下以玩笑式话语贬低文科，以“未来路子窄、选择空间少”的理由来给学生做思想工作，结果便是选择文科的大多是在学习上不怎么花工夫的后进生，使得极少数成绩前列但仍对文科感兴趣的同学面临较大压力。一方面文科班不受重视，后进生考试作弊抄袭盛行却得不到整治；另一方面成绩前列同学断档领先其他学生，无法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性竞争氛围。

另一位山东某县公立高中的就读的S2讲述了选择纯理的原因，更多是自己擅长物理，化学也还可以。不过他谈及自己在生物和地理上纠结后选择了更方便得分的生物，他觉得高中地理应试难度更大，甚至作答方向不合常理。尽管山东省属于“3+3”模式，但他们县只有一中有很多种选择组合，他所在学校的分科设置仅有三种：纯文，纯理和物化地，本届取消了物化政，当我问及取消原因时，他是这样说的，“一是往年这个组合上线率不高，学校出于指标考虑，二是物理和政治所要求的思维素养差别太大，而且都是需要大量精力投入的科目，就我们年级来说极少有两方面都擅长，大部分学生同时应对这两个科目只会互相冲突。”

以上基于学生视角的描述并未解开我的全部困惑，我进而寻访两位从业教师T1和T2。T1是刚入职湖北某县私立中学工作一年的政治老师，他称新高考实际执行过程中物理化学绑定，这样将来填志愿，专业和院校限制少。剩下的一个科目无所谓选什么，理论上政治或地理都可以，但目前学校更推荐选地理，甚至取消了物化政组合，理由是“领导觉得政治难学一些，另外就是理科和政治学习思维差别太大”。而选历史的只能选择纯文组合。以他所带的年级为例，共开设6个班，其中2个纯文科，3个纯理科，1个物化地组合。

T2供职于甘肃某县的公立中学，教地理学科的资深教师。他表示从制度上的确是四种常规组合都有，且在他看来这两个组合，今后在高考填志愿时专业院校也更多，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受限于传统文理分科的观念，积极学习的成绩前列学生还是优先考虑纯文纯理，而物化地、物化政的组合是一些不认真学习的后进生去选择，所以尽管多开了两种，但生源质量不佳。

二

整理访谈的琐碎信息，可以初步发现，即使截至2025年6月，新高考的考生达到全国总量的98%，但作为“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它的改革意义相当深远，分科选课背后折射的不仅是教育领域，还有更多。而当前县域高中在新高考分科的执行出现异化的状况，主要影响因素有几方面。

其一，政策信号传导失真。主要体现是物理类占比上升，且物化双选成为普遍趋势。2021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其中以本科专业类设定了高校科目范围，且给出的专业参考表格显示物理+化学的双选组合覆盖了理工农医的绝大部分专业类别。实际情况却是当前“3+1+2”模式是对“3+3”模式自由选科部分地区出现失衡的“矫枉”，特别是对于学生倾向于选择自己可能获得更高排名的科目，而弃选物理化学的避难就易的风潮。但这个信号传导出现失真，教育部“物化绑定”的专业指引，在县域层面被简化为“不选物化没出路”的二元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家庭的“数理化至上”认知，最终呈现出来的便是“重回文理”的苗头。

其二，学校压缩选择空间。面对生源不足、师资有限、升学压力，一部分县域高中倾向于用“套餐制”替代“选课制”以及裁撤投入产出比不理想的（学生难学、教师难教、上线率低）的组合，导致实行“3+3”模式的地区理论上的20种选择被降维成类似“3+1+2”的有限选择，而部分“3+1+2”模式的地区选课组合又被进一步压缩到近似传统文理模式。加之大部分县域中学都有“重理轻文”隐形趋向，教师们看似随意的“劝导”，实际上是将自身的社会认知植入学生决策的过程。

其三，考生规避风险博弈。在赋分制博弈和“前途话语”压力下，学生不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科，而是选择最容易获得高分的、社会认可度最高的组合。在限制了选科自由的学校，最有热度的“物化+X ”组合下，地理属于高分段学生较少选择的科目，赋分后取得等级成绩会高于原始分数。且地理在大学学科分类中属于理学，其内容需要较强的逻辑推理和空间想象能力，学习方法和思维模式与物理、化学更为接近，学生切换负担小，进入高等教育后理科思维也能更连贯。而政治对拓宽理工专业选择的作用有限，并非最高效的补充科目，理想状态下似乎这类组合可以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填报志愿时有更广泛的选择自由。但政治是典型的人文社科，以理论背诵、时政分析和论述表达为主，与物化所需的实验、计算思维差异巨大，出于利害考虑，学生也会用脚投票。

其四，观念路径依赖。传统观念依然在影响众多家庭的选择。“分数至上”“高考改命”“一考定终身”的思维定势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且从评价体系层面上看当前高考录取参考的依然是排名与分数，单一化的评价导向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文化，甚至出现认为新高考分科多此一举的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家长、学校乃至学生在选科、选课与学习规划中，很容易形成功利化、投机性的心态，首要考虑的是如何“考高分”和“报好专业”，而非个人兴趣与长远发展。所以出现与改革设计初衷相悖的现实境况。

综上可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仍不容忽视，城乡基础教育协调发展有待加强。经济发达地区“超级中学”在调配师资、开发课程时的游刃有余，与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县域高中在维持基本运转、应对管理成本、保障教学质量时的举步维艰之间的反差，直观展现了结构性不公的现实。这种资源与机会上的差距，让新高考赋予的“选择权”，在县域社会的特定约束下，反而催生了“被迫选择”和“避险选择”，最终导向了“重回文理”的实践逻辑。

三

新高考改革十年有余谈不上一帆风顺，最终成效也不宜过早下定论，也不应以成功或失败去简单概括，必须承认这是一场深刻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我看来新高考改革的长远价值在于赋予学生选择权。更加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与兴趣，尽管当前的选择自由度受到一定引导，但和传统文理二选一相比，学生还是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而《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也表明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得到重视，并着力优化资源配置。新高考改革的风终将吹进县域教育的大门。

此外，新高考分科的改革在县域教育的执行状况也反映着社会层面对于文理科的价值判断，如何看待“文理分野”是无论基础教育还是选材用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需要被正视。首先，在我国赶超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理科优先”是特殊时期下国家对于人力资源的战略导向。在国家叙事中，理科被视为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推动GDP增长的“硬实力”，文科虽是“软实力代表”，但其价值在短期内难以量化。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风尚层面上的“有用”被窄化为“能赚钱”“能找到好工作”。理科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实学”，而文科则被污名为“清谈”。至于资源有限的普通家庭也将理科视为“稳妥”的生存策略，认为掌握一门“硬技术”意味着拥有了可交易的“技术资本”，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地位。国家、社会与家庭从上至下的“重理轻文”趋向也干扰了教育领域，高考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手段也难免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影响学生价值排序的指挥棒。

在我看来，文科和理科更应该放在知识类型划分，一个是观察、思辨与诠释，追求解释深度和逻辑自洽的知识；另一个是实验、量化与建模，追求客观普遍与可证伪性的知识。而在这个技术迅速迭代的变革时代，可编码的技能正在被稀释，不可编码的素养进入溢价。因此文理之争并无意义，理工科地位不会被取代，但人文社科也更加不可或缺。

新高考改革应着力让“独木桥”变成“立交桥”，而不应在“自由选科”与“重回文理”之间简单摇摆。它的最终目标，是让每一个学生——无论身处城市还是县域——都能在制度的引导下，找到那条真正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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