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电影从来都不是纯粹由市场来决定的。」

-「我觉得很明显，结论就是他们不喜欢喜剧片。官方对喜剧片从根子上它就不是太鼓励，尤其是在产业化改革之前，他们对喜剧是抱着一种警惕和怀疑的态度。」

「甚至产业化改革以后都是这样。冯小刚『非诚勿扰』这个电影，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自己说的：电影局是有些意见的，就觉得这个电影很无聊，他们是更希望冯小刚拍一些严肃的电影，应该沿着之前开创的『集结号』『夜宴』这个严肃的路子往下拍，走大的，走重的艺术路线。这里面呢就还是要涉及到对电影的定位问题：电影的教育、艺术、娱乐功能，上面最重视哪一个？」

-「这个就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三性统一的排名顺序，不能错乱。」

「对，思想性是第一位的，也就是有教育意义，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在比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面，在前主旋律电影的年代，也就是所有电影都是主旋律电影的年代，娱乐功能是被降到最低的，那喜剧和其他类型不一样，喜剧必须笑啊，有直接的生理感官刺激。那这么一来就是娱乐了，这是官方不鼓励喜剧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喜剧或者说笑是天然就令掌权者很警惕的。有一种说法是：所有的笑都是无政府主义，都是对权威的解构。笑里面有一种是嘲笑，你怎么区分它是不是嘲笑？所以对笑是需要控制的，需要把它规训到一个非常小的范围的，只有被允许了才可以笑。」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它是一种反抗式的嘲笑。」

-「这里我们也不用特别去聊中国的喜剧电影史，用几句话带过去的话是这样：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原本是中国喜剧电影的一个高峰，有一些讽刺社会现象的喜剧，反映平民生活的喜剧，拍得还不错，很多就是左翼电影。」

「最经典的一拍脑袋就能够想到的肯定是『乌鸦与麻雀』，这是标准的左翼讽刺喜剧。不过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比较特殊，当时是正好处于政权交替的时候，换别的时候，郑君里就这么公然地讽刺国民党官员，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好歹拍出来了。如果是到第二年，不管你讽刺谁，可能都不能通过，别说讽刺喜剧了，所有喜剧都一下子被掐断了，直到1956年、1957年才出现个别的讽刺喜剧，但是出来之后也遭到严厉地打击，一些主创甚至遭到了政治冲击。」

「49到56年这段时期是特别困难，因为创作者真的搞不明白，到了这个新社会了，喜剧这种形式是否适合，或者说该如何来反映新的生活内容？56到63这段时期呢，确实出现了一些喜剧，原因是双百方针。我觉得啊吕班1956年执导的短片，这个短片只有四十多分钟，叫『新局长到来之前』，这个电影拍得真的是非常好，这是讽刺官僚主义的一部喜剧。」

-「尺度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拍出来这样的一部电影，等于是被引蛇出动了，结果吕班就被下放到烧锅炉。」

「有一点让我非常意外，我本来一直是觉得啊，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电影，它这个表演是非常造作的，舞台腔啊，戏曲腔啊，但是这部电影演员的表演特别特别生活化，没有任何拿腔拿调，演这个主角牛科长的李景波，他的表演哪怕放到今天来看，都会觉得很自然。我觉得这可能和演反派有关，一演反派演员就有创作冲动，他不会拿腔拿调了。」

-「讽刺喜剧就这屈指可数的几部吧。那后来为了应对这种不准喜剧讽刺的局面，电影界就搞出来了一个歌颂喜剧，什么叫歌颂喜剧？那就是不讽刺了，不批判了，那喜剧性从哪里来呢？就从社会主义制度下面，人民欢天喜地的生活里面去发掘。整个电影都要发扬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要歌颂新时代的新生活，这个就是歌颂喜剧。那戏剧性怎么办？没有戏剧冲突就很难构成一个故事，一部电影大概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善意的误会，两个都是好人，但是不小心造成了误会，误会解释清楚之后，发现大家都是好意的。还有一种是进步和更加进步之间的矛盾，不是你不优秀，是有人比你更优秀，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对这几种方式也不陌生呢？因为这些方法也都广泛运用在了春晚小品里面。赵本山、范伟、高秀敏有一个小品叫『拜年』，赵本山到范伟演的乡长家里去送礼，这个小品里面就运用了多个善意的误会，让观众以为范伟是反派，结果反转出来之后，范伟的形象变得非常高大。这个就算是处理得还比较好的歌颂喜剧。」

「最典型的歌颂喜剧的代表作，就是『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五朵金花』是一个反面人物都没有，只有正面人物，这里面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歌颂喜剧是排除了所有的社会矛盾，敌我矛盾没有了，人民内部矛盾也没有了，那有没有冲突呢？冲突还是得有对不对，冲突没有就真的是没法搞了，拍纪录片吧。那冲突就是老马你刚才说的误会了，好人误会好人，都是善意的误会，都是为人民服务。」

-「谢晋这辈子拍的唯一一部喜剧，『大李小李和老李』，这部电影如果说不算是最纯粹的内种歌颂喜剧的话，它也非常接近了，它就属于是歌颂喜剧已经搞不下去了，又回过头来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善意的讽刺，讽刺一个人不愿意锻炼这种无伤大雅的缺点。」

「谢晋自己也说过这件事情，他说自己的老师黄佐临本来就是搞喜剧的——『假凤虚凰』——黄佐临执导的嘛，这是1949年以前非常著名的一部喜剧片。那新社会来了之后，这种喜剧就没法搞了，一拍喜剧片，一讽刺官僚主义，一不留神就会被打成右派，再严重一点就是反党分子，谢晋就是主动地退避了，不拍喜剧了。」

-「我想到一件事啊，最近这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大李小李和老李』在北京上海放映了很多次，但是大家围绕的重点一般都是什么上海话的版本、六十年代的上海风情，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偏离了这部电影的重点。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看这部电影？要抓住的重点是什么？是要了解在那段时期中国的喜剧电影为什么会发展到歌颂喜剧的阶段、为什么歌颂喜剧会搞不下去、还有今天我们该怎么看待歌颂喜剧。如果不谈这些核心问题，在那里欣赏上海话是不是正宗，跟今天的上海话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有些专家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这个呃……这么说吧，就『大李小李和老李』这个电影的拍摄时间是1962年，就是当时是三年特殊时期刚刚结束，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到上海来休假，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找了上影厂的负责人，提了一个要求：你们来拍一部喜剧，让人民高兴一下，缓解一下社会气氛。所以谢晋就干脆找了一帮上海的滑稽戏演员来演。之前黄佐临1958年执导的『三毛学生意』用的也是滑稽戏演员，谢晋等于是学习了老师的做法。」

-「总之呢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喜剧电影的发展真的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是真的要到八十年代以后，真正进入了改革阶段，国产喜剧电影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讽刺喜剧，在八十年代是大搞特搞的，黄建新的那些电影是特别突出的。」

-「黄建新的喜剧跟一般的喜剧还不一样，它完全不是按照喜剧的方式去操作的，演员的表演都特别严肃，包括冯巩在他的电影里面都没有表现得很搞笑。」

「冯巩内阵子还去中戏进修过，为了演电影，他是要调整一下表演。」

-「黄建新呢是要求所有的一切啊，包括演员都要回到正剧的位置，让这个电影的结构、让剧情的自然发展暴露出来很荒谬的东西，这样来使人发笑。演员越是正经，喜剧感就越强。」

「那我要说的是就讽刺力度来说最登峰造极的一个作品，还不是电影，是姜昆唐杰中的相声『特大新闻』。这个相声是梁左创作的，时间是1988年，它讲的事情是一个小道消息的传播，这个小道消息是什么呢？是说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这个荒诞的喜剧设定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姜昆是，已经是很久很久没有搞讽刺了，他最近十几年所有的相声节目都是歌颂式喜剧。」

-「那段时期，相声小品还有九十年代的情景喜剧可能都要比我们的喜剧电影要突出一些。有一个事儿很有名啊，就是最早两年的春晚，关于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要不要上，有人就认为不能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节目效果太好了，现场观众笑得太厉害了，怕不合适。你听听，怕观众笑。」

「赵本山也讲过类似的很著名的段子啊，就是春晚小品审查的时候，观众都笑翻了，就他们几个审查的人脸永远是青的。」

-「除了审查方面的制约，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中国独有的，就是喜剧片在中国它还受到现实主义的限制，要追求现实，这个是官方倡导的一切文艺创作的核心和出发点，它就包含两层意思吧，一个是现实主义的风格，还有一个是现实题材。这种要求在很长的时间内限制了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创作，包括喜剧电影，如果喜剧电影稍微偏离一点现实，就会被贬低为闹剧，好像就要剥夺它的喜剧的身份。周星驰、宁浩的电影，我看过在很多老专家老艺术家的嘴里面就是瞎胡闹，闹剧，它没有资格被称为喜剧，演关羽的陆树铭，还有李成儒都说过周星驰，说『这个无厘头是什么玩意儿』。所以连从业人员也比较轻视喜剧，或者说他们对于喜剧的理解是非常狭窄的。」

「当时的西影厂的副厂长张子恩，他就批评过这个『大话西游』是文化垃圾，这个电影是不能够代表西影厂的文化水平的，包括参与作曲的赵继平，觉得大话西游这个电影实在太恶心了。不过周星驰呢，话说回来也是确实有点特殊，基本上是只有80后一代才能够欣赏，之前之后都不太行。」

-「结果现在西影厂靠『大话西游』的版权应该也是挣了不少钱的，还重新上映过。这种态度连冯小刚也是啊，拍『甲方乙方』的时候，他就不是很情愿，他想拍『1942』。」

「就是都觉得喜剧不够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