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

关于《太平年》，刚开播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热闹的讨论，叫作“它不错但不如《大明王朝1566》”。诚然，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各花入各眼，这无可厚非，本来也没有非要比个高低的必要，好的艺术作品之间只有左右之分、没有上下之别，良性的讨论还可以带起一波看老剧的热潮，挺好。可种种讨论之中，我无法苟同的是这么一种观点：因为《大明王朝》细腻刻画了政治之中各个阶层人性的扭曲与幽微，所以它看起来比伟光正的《太平年》要更深刻与高级。
深不深刻另说，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有太长时间都太在乎坏人怎么想了。不管是文艺作品，比如盛行一时的社会派推理/罪案小说，还是在真实的社会案件中，太多媒体和部分专家喜欢去探寻犯罪者背后的故事，去给他们的恶找一个理由，那些以受害者为噱头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我们已经见过和骂过太多了。可这真的对吗？
我们凝视深渊是为了警醒自己不要堕入深渊，不是为了真切去感受暗昧的“魅力”，是为了让善良的人知道自己的坚持有意义，为了让在人性边缘摇摆的人能够及时悬崖勒马，为了让那些曾经和黑暗做出顽强抗争的人懂得自己的可贵，也让那些试图沉沦的人掂量掂量自己能否付出这背后或许沉重的代价。在舆论场里，始终有无数人乐此不疲地讨论厚黑学、发展阴谋论，满以为自己才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愿意相信光明并为之奋斗，才是这世上唯一的英雄主义，才是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平凡人一生奉行的。是不是在文艺作品里，我们起码要留有一块净土，去宣扬这些从来无错的美德呢？更何况，《太平年》讲的远远不止这些。
《太平年》第一集就大出圈，正是因为它敢于以“两脚羊”作为故事的开端，把恶得毫无缘由的张彦泽放在故事的开头，他以人血肉为食，残暴杀伐，天生性情狠厉，连养子都能在言语间轻巧挥刀屠戮，眼皮子都不眨一下；他的恶甚至由于顺应了时代，能够得到上位者的有意放纵，进入汴梁后，先是虐杀桑维翰，接着轻巧的四个字“全程大索”，成为全剧的噩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在感叹导演的残忍，短短数分钟，战歌军舞为人间地狱做点缀，张彦泽作为一手造就泼天祸事的罪魁，却只是没有表情地在骷髅上装饰冷冰的珠宝。
对这样的野兽，无奈他何。即使是冯道，也只能以十日守城不出作为最后的筹码，向耶律德光证明中原人还是有一身峭楞的气节在，拿不下民心，哪怕是一时的，一夕之安枕都绝不会给你。
《太平年》最可贵的，不仅在敢于揭露丑恶，更在敢于让主人公从迷茫中走向对善和正义永恒的坚持。
初到中原的九郎从泪洒大殿，一身孤介左犟，非要向中原天子问一个虚无的明白，到主动献身入局，成为捅向张彦泽的一柄最直接的刚直小刀；再到他带着在汴梁，在桑相公、冯令公身上学会的以身殉道证是非、身体力行做实事，一步步成长为了吴越王，他得到的从来不是权力的无限放大，反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比谁都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一个乱世，又被迫担起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
那些学过的伦理纲常、是非大义，从薄薄的纸页溶进他的生命成为沉甸甸的一颗吴越共主装载百姓的心，淌过的是他六十载的全部人生。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对，又有什么不好。
还有人说，就不该选钱弘俶作为故事的主角，因为他在历史上存在感并不强。可是，一则，历史的主角是谁规定的呢？如果还是成王败寇那一套，那老套的是看客的思维不是故事；二则，他是他人生的主角，总没有问题吧？而他的人生，就这样像一幅画卷般展开在眼前，不过是部分人不喜欢这样的文人画罢了，觉得不够恢弘，不够波澜壮阔，不够荡气回肠，不够符合一些人对封建社会所有歌功颂德的想象。巧了，这正是剧作的目的。所谓人民史观是告诉你，人民才是历史的主宰，才是社会的主人。钱弘俶也许不是历史的主角，可《太平年》里，他是那双凝视并反照出百姓动荡生活的珍贵眼睛。这就足够了。
董勇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的精品剧作是可以被所有观众接受的，能够感受到作品精神的，能够被作品所引领的；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应该承担的使命是“心中有真善美，表达真善美，引领真善美”。我想这是文艺工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和奔赴的理想，但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观众对自己的一点小小提示？不要总是过分怀疑那些看起来落俗的良善，愿意去相信艺术工作者用最大的诚意制作出来的作品，而不是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以一切功利的角度来衡量与看待。
真善美从来不俗套，我们过去做的最错的，大概就是低估了它们的价值与意义。
包括为什么B站杨利辉的解说视频热度那么高？作为一个全程追解说的观众来看，我个人觉得他有三个很明显的优点：第一是历史功底扎实，能够找到有趣的角度来及时补充有意义的史料，做科普的同时也能丰富剧作的视角；第二他不傲慢，他是一个合格的观众，在静下心来沉浸并享受作品的前提下，客观地给予评价，好的地方他夸，不贴合史实、他认为改动得不好，包括一些对道具台词的“吹毛求疵”（他自己原话）他也能以坦荡公道的态度来分享——这点太可贵了，后来有多少看截图断章取义骂电视剧的，根本都看不过来[拜拜]；第三，他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愿意从历史博主/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去钻研和探讨编剧和导演的创作思路，比如一些人物角色的提前出场（如薛温的提前出场就为后来暗中送走钱弘倧埋下伏笔，而不必费一个镜头去赘述），一些历史悬案的内容填充（如“斧声烛影”的艺术化处理杨就认为有其合理性），他都能从专业的角度去揣摩编剧的用心良苦，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能遇到这样的有心人、懂行的人，也实在是一种幸运。
我们明明有更好地态度去叩问历史，去欣赏艺术作品，不要选择最坏的那条路，不要以验证唯一的正确性为文艺创作缚上额外的枷锁。当然也希望，《太平年》开的这个好头，能够持续下去。观众和作品，互不辜负，能够共饮一碗太平年间的热酒，能够珍惜庸常的美好与温良，那就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