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观看美国关于米非司酮这类药品使用的听证会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微妙的关于政客心理的点。

通常而言，这类听证会无非是两党的陈词与总结，提问与辩论，数据支持和角度观点阐述，咄咄逼人和偷梁换柱，不明就里的人看来大概是谁张嘴谁对。我在了解完基本情况后按暂停键，先去了解了一下相关的美国政策演变和历史实情，并查找一些资料来解决我第一时间对此产生的问题。后来，我尝试写一些词语出来，构成我可能会模拟发言的逻辑链条和涉及角度的联络网，注重语言尽量贴合实际课题，论证有效，并且不以偏概全。

但这类议题，因为其两党基本鲜明对立的观点，以至于其所提供支撑的论据都不可避免的强调受害者视角，并且是不同的受害者视角。我着重思考这一点，区分权益和权利，用可横向对比和具有流通价值的数据来作为参考材料。这一切都看起来稳定，理性，富有逻辑和长远目标。但当我真正将其在大脑组织成文并叙述出口时，我突兀地在某个瞬间停顿下来。因为在我所设想的方案中，为满足长期规划而势必要放弃对方所阐述的受害者视角的当下利益，并将其精神，心理等转化成可视可言说的经济效益，在我脑海中一瞬间闪过的词竟然是残酷。政府政策的执行不可能以一概全，社会的运转需要多个系统补丁作为保证。太过向左的东西需要右移，以放弃现今无法改变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为后来的预防机制或者补丁时间寻找空隙，我大概认为这个是长期计划的施行准则。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的政策真的这样实行下去，那因为对方政策失败而继续维持受害视角的人群(来不及等待补丁)所承受的痛苦，我又应该怎样去看待？在我坚定某种类似于理想主义的信条时，我怎样面对受害者的痛苦与泪水？谁规定他们生来就应当被牺牲吗？可是必须有人牺牲，无非是谁，和什么时候的问题。

所以政客在群众面前大肆谈论时也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瞬间，觉得无力，觉得动摇，没有勇气去对视一双眼睛，或者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再说下去。我认为这个瞬间实在是太微妙，因为所有的改革家都是这样，迎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瞬间，轻微动摇，但不允许自己动摇，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大刀阔斧地向前挥舞。

虽然政客在大众眼中不免有煽动，利益，诡辩和空口大谈等印象，我也并没有为其辩护之意。只是这样一个微妙的瞬间，我也觉得，不痴傻地美化它，至少也不先入为主地看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