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用戏谑的语调，对旧时代进行抨击，也可算作讽刺喜剧的一支。但若反复玩味这种昔不如今的口吻，好确定当下的合理性、合法性，仍离更普遍的人心有一定的距离。我指的是王为一的《七十二家房客》和表演大家陈戈自编自导的《抓壮丁》，这两部方言电影，对后世的喜剧创作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
就像我们不会将《审死官》和《九品芝麻官》这类“官场现形记”，当作纯而又纯的讽刺佳作，我们也不应在那两位电影前辈的杰作里，只被批判的眼光所牵引。我视王为一和陈戈的这两部影片，当作另一部市民喜剧来看，这里还裹藏着一些恶趣味，人因贪念所引发的无耻，虽然只在富贵人家发作，而那些全无风度的作为，也好像在叩响我们每个人心底里的那一道道暗门。而看有钱人倒楣，有势人失势，也是普罗之人所乐见的。当恶有恶报的桥段，频频上演，我们所获得的安慰即使再徒劳，也是有效的。
多说一点，十七年的讽刺喜剧，论其尖锐性和深度，是不及黄建新的城市三部曲，那才是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越千年，而不变的隐秘。而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的角度更刁钻，是放下屠刀，也未必会立定成佛。

十七年里，还有一类喜剧是不好归类的，假如说它要歌颂，它歌颂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个越发清晰的时代。若它要挖苦，它也不愿走厚此薄彼的老路。大家彼此彼此，可以团结一致，而暂时的意见相左，也不会太动筋骨。所有的戏剧都得有矛盾，而他们的矛盾没有那么形而上，要在大的策略上争一个先后，也没有那么形而小，为一些柴米油盐去扯皮拉筋。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是为这个时代的新型娱乐，也就是体育运动，而有了爱憎之别，懒勤之分。说白了，就是玩，不是要玩出名堂，而是要玩出玩本身，最为基础的兴致来。
谢晋的《大李小李和老李》就是这样的上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少有的喜剧佳作。三年灾害刚过，满目的白晃晃的猪肉，就够令人垂涎。而人们的肢体，却应有太多的闲情，而鼓荡出无限的逸致来。这样他们才能和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融为一体，人们只有是活跃的，才能有所创造。他们只有使不完的力气，才能让身体的康健与国家的兴旺共奏出生命的乐章来。而这些，都不需要强行表意，人们的一举一动，就能证明一切。
谢晋的这一部，很明显，是要契合全民健身的时代精神。他借做广播操为契入点，来放映当时整个上海的勃勃生气。而足球，也是上海电影人爱拍的题材，我印象中就有《小足球队员》和《球迷》（《球场风波》是篮球）。

这类影片，跟向前看的大干快上，往回瞧的苦大仇深都无太大干系。这里，真要着重说一下《球迷》，这大概是导演兼电影理论家徐昌霖最好的作品，影片好像是在建造一座与心灵有关的世外桃源。全片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姓名，是夫妻、是父子、是医患、更多的是检票员与观众。听到人名的时候，也全与运动员相关。观众里倒有一位可叫上名来，可这个由牛犇扮演的球迷就叫裘糜。在这部名字并不重要的影片里，它最神奇的地方是，看球也并不重要。影片把观众分为两类，一类在场内，一类在场外。它更关注的是场外，他们用望远镜或站在树杈上看，或仅仅用耳朵去听。而在父子之情面前，救死扶伤面前，也就是说，在更广阔的人类情感面前，球是可以放到一边的。还可以说，场外是比场内，幅员更为辽阔的生活场。你所钟爱的娱乐，都不及你去爱一个具体的人，都更能让你心满意足。全片以一种，只到今天，中国电影都稀缺的节奏感，以准疏离的姿态，告诉我们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生活大于一切，忍痛割爱换来的将是一个更大的爱。
全片快结束时，空荡荡的球场只剩下一个观众，是由著名演员孙景璐扮演的球盲，她已沉沉的进入梦乡。这种众生皆醒我独睡的情状，让沉迷者哑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选择娱乐，娱乐也在选择我们，各有各的梦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