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见闻# 团圆还是逃离？回家过年的代际分歧讨论
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王敉悦

一、“浮生取义”
腊月二十九清晨，送走旧年最后一场集市的小镇，不复前几日的喧嚣。街道两旁的商铺大多关门歇业，正式迈入新春的休憩节奏。我刚收拾妥当，准备同父母一道前往爷爷奶奶家过年。方才在街边与邻里闲谈片刻的父亲回到屋内，却带来了一桩令人心头一沉的消息：邻村一位长辈，在前一日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了人世，缘由是子女未能归家过年，老人在电话里与子女争执过后，便永远停留在了旧岁时光里。
我与这位素未谋面的长辈并不相识，甚至不知其性别，可听闻这般结局，返乡过年的欢喜，也不由得淡去几分。他为何会选择如此极端而刚烈的方式，来回应一场争执？许是对往后的日子少了期许与牵挂；许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让远行的子女不得不归来；又或是想以这般令人痛心的举动，在与子女的家庭纠葛之中，守住心底的体面与执念，让子女心怀愧疚与遗憾。恰如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对华北县域乡村相关现象的调研所述：当下乡村里这类令人叹息的选择，多是个体在家庭关系的拉扯中陷入困顿后，为争一口气、守一份尊严与心中之“义”而做出的激烈抗争，希望以最彻底的方式，换回被忽视的心意、失落的尊严与本该温热的亲情。
返乡途中，我与父母聊起此事。母亲觉得，此事双方皆有不妥：老人心性过于执拗，几句口角便走上了绝路；而子女未能体谅长辈期盼团圆的心意，常年在外奔波，连新春这样重要的时刻，都不愿归家陪伴。言语之间，母亲对子女的责备，远多于对老人的苛责。她虽不了解这户人家的内情，却下意识地将子女放在了过错一方，默认是晚辈未尽到陪伴与体恤之心。
我父母与祖辈居所相距不远，车程不过半小时，平日里常能回去探望。而我常年在外求学，一年仅寒暑假归家，日后工作，怕是更难时常陪伴左右。母亲这般立场，大抵也是站在长辈的角度，将心比心代入其中，她对晚辈的评判，藏着对我日后常归、岁岁团圆的默默期盼。

二、何以为家？
回到老家，大堂姐欣喜地告诉我，由于村里正月初六有酒席，大爸和大妈初五就要去帮忙，笔者一家也已经离开，所以她们小家庭计划初五自驾去九寨沟旅游。但是，大爸对这项安排非常不满意。在他看来，春节就应该待在家里陪陪长辈，再探望探望难得一见的亲戚朋友，外出旅游的时间有很多，不应该占据春节假期的时间。
堂姐退一步问大爸，“如果明年过年我们全家都出去旅游，这样也算一家团圆，你同意吗？”大爸依旧摇摇头，坚决要回家团圆。
不知怎的，几个来回后，聊天的话题又转至二堂姐的婚恋问题。二堂姐今年27岁，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在省会城市的农行上班，工作稳定，工资待遇在当地也属于中上水平，去年九月还考上了211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唯独结婚这件事还没有着落，每次过年回来都免不了被念叨。长辈们劝她把标准放低一点，可在她看来，并不是放低标准就能找到对象的。
身边的长辈们无不希望春节阖家团聚，可在社交平台上，笔者却频频刷到子女短暂回家后又离开的帖子，诸如“除夕第一批不孝女已离家出走”“大年初一，连夜逃回出租屋””家不是避风港，而是逼疯港“的文字不断被推送至主页。她们默契地使用“逃离”一词，因为对她们而言，回家并非意味着长辈所渴望的团圆幸福，而是无止尽的争吵和压抑的家庭氛围。

曾几何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执念，老家的热炕头、故乡的年夜饭，似乎才是春节的标配。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春节回家“祛魅”，开始重新思考这一传统习俗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过年方式。一面是身边长辈们期待团圆，将游子归乡看作过年的意义；另一面，远方的游子在看过更广阔的世界后，不再将家当作唯一的避风港，出于种种原因无法“尽孝”。在这两种观念的拉扯中，笔者无法做出对错的简单评判，只能从尽可能理解双方的想法，将绳子杂乱的两端理清一些。

三、父母视角：回家是最好的礼物
春节起源于传统农耕时代的年终祭祀活动。年终岁首之际，农事活动基本结束，万物蛰伏，先民们在此时举行盛大的祭天、祭祖仪式，以感谢自然的馈赠，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家人也借此“冬藏”时机团聚在一起休整。这种顺应自然节律的生活方式，逐渐内化为代代相传的文化惯性。在宗法孝道伦理的强化下，回家过年、祭拜祖先被视为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
长辈们是这一传统的坚定拥护者。不管日子过得好坏，不管路途多远多累，一家人整整齐齐聚在一起，才叫过年。儿女在外奔波是生活，回家团聚才是根。一句 “回家过年”，藏着他们一整年的牵挂与期盼。当子女们因为求学、工作等原因离家远去，在城市中“悬浮”地生活，父母的关心也一并悬浮起来，无处安定。只有在将近七天的春节假期，这份关心与爱才又重新落在眼前人的身上。每次回家，父母总是忙着买各种笔者喜欢的食材水果，做出各种久违又熟悉的味道。返校前几天，他们总会问上一句“还有什么想吃的”，好确保没有什么遗憾的。
回家，不只是为了与家人团聚，还因为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牵引。长辈的生活根基往往在乡土社会，人际关系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网络”。哪怕一年到头漂泊在外，也总免不了有和周围亲戚朋友打交道、互相帮助的时候。春节的走亲访友、祭祖守岁，就是维系这个网络正常运转的必要润滑剂。
尽管在很多年轻人心中，过年团聚不再局限于回家这一种方式，旅游过年逐渐兴起，但在一些长辈心中，“家”不仅是人的聚合，还包括物理意义上最熟悉的场所——这是对故土的执着。故乡的房子、房前小河、屋后山林，它们承载着整个家庭的记忆、生活惯习和社会关系网络，共同构成支撑家庭情感的现实空间。在大爸心中，在外旅游终归是一种娱乐，而非团圆，因为出门在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不确定的环境，做任何事都需要考虑外人的评价，时刻都要保持一种表演的姿态。而在自己的家里，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说话做事。人们熟悉每个角落有什么杂物、每条道路通往何处，根据声音就能识别出说话的人，习俗规定了过年的每天应该吃什么、做什么——这是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场域，自己是空间绝对的主人，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归属感。

四、子女视角：边界感与主体性的捍卫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货币关系是大都市中的主导关系，金钱交易在带给人们冷漠与疏离感的同时，也为个体留下了自由空间。个体不再被小圈子里的“人情世故”所捆绑，可以拒绝不喜欢的社交，因为大都市允许用金钱购买服务，而不是用人情换取帮助，人与人之间谨慎地把握着交往的边界。而在县乡老家这个熟人社会，人情往来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交往。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熟人的注视下。小至穿着作息，大至工作婚恋，都可能成为饭桌上的谈资。这种全方位的“关注”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子代遵循当地的风俗和期待。学习、工作、结婚、生子的线性叙事被认定为一套标准模板——每一步都很关键，每一步都要被比较。
正如笔者的二堂姐，上岸编制后，紧接着就面临父母长辈的催婚。眼看着老家附近和她年纪差不多甚至更小的姑娘都已经结婚生子，长辈们更觉“落后”，担心再这样下去，堂姐就成了大龄“剩女”。在乡亲熟人们的问候中，子女的婚育状况是永不过时的话题，不仅关乎子女未来的生活，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去年暑假，堂姐休年假回老家休息，大爸去亲戚家吃席却没有带着她，原因是害怕别人问起女儿结婚的情况——“没面子”。闲聊时，大爸提起现在面对这类问题，回答堂姐在读研究生、先以事业为重就是他的“遮羞布”。周围人的询问与催促不断侵犯子女的私人边界，增大了他们回家的社交和心理负担。除此之外，家庭矛盾也将子女越推越远。来自父母的情感绑架、观念鸿沟、无休止的争吵，使得家庭不再是传统语境中的避风港，而是充满负面情绪的“逼疯港”。
除了社交心理负担，是否回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往返交通费、置办年货、给小辈的红包、拜年送礼，种种开支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各项支出不仅出于实际需求，也可能受到周围人讨论的影响，产生“面子消费”。此外，对许多平时被工作挤压得只剩喘息的年轻人来说，春节长假是一年中唯一一块完整属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起拖着疲惫的身体挤春运、回家应付密集的人情往来，他们更渴望把这几天的假期真正“花在自己身上”——去看看没见过的风景，在陌生的城市彻底放空，或者单纯用一场旅行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
可见，春节不回家并不代表子女不关心父母、不愿意与家人团聚，而是在社交、经济和高强度工作的挤压下，选择让自我感到更舒适、自在的方式度过假期，维护交往的边界感和主体性。

五、重构“家”的意义
春节期间的代际分歧，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家”的意义的争夺。长辈们将家视为根，是血缘、地缘与记忆交织的物理空间，是所有漂泊最终需要回归的原点。子女们则将家理解为一种情感状态，是能够安放自我的精神场域，而非必须抵达的地理坐标。当回家变成一种道德义务，当团圆意味着边界的消融，年轻人选择逃离，不过是在为被过度挤压的自我寻找喘息的空间。
春节的意义或许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重构。它不会消失，也不会被旅游完全取代，而是在两代人的拉锯中寻找新的平衡点。长辈需要理解，子女的远离不是背叛，而是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子女也需要看见，父母固执的等待背后，是对渐行渐远的关系的挽留。
也许终有一天，团圆不再局限于那张除夕夜的饭桌，家也不再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而是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被理解和接纳的柔软去处。到那时，春节的意义便不再是“必须回家”，而是“想要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