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说后发国家都面临三个转型问题,细说一下。
一是思想文化转型。要理解思想文化是对经济社会模型的蒸馏,是经济社会演化博弈的渐进均衡刻画,是对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在历史上有大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冲击下,一定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改革。这时候文化人就会变成保守派拖后腿,必须及时转型,越拖越痛苦。我国1840年以来文化人一直感觉很凄惨,就是这个原因。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新中国文化教育各种折腾、改开以来各种文化冲击、包括现在的汉服运动,都是为了解决这一组问题:我是谁?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吗?我们的文化模型哪些参数过时了哪些还能继续用?只有搞明白这些问题并基本达成共识,才有下一步行动的基础。
二是国家能力或组织能力,即我简化为的财力、人力和激励。如果有人理解透了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拿出正确的解决方案,那么就必须要有组织能力去实现。这时候必须要有人代表先进文化的精英人士,不过不断的群众路线和宣传教育,不断在一些人群中达成共识,以民主集中制组织有战斗力的人群,每个人都以超强的意志力和凝聚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样才能万众一心,不至于摇摆不定受两茬罪,不会吃两口shi受不了就去挨打,挨两下打又受不了去吃shi,最后啥罪都受了还没解决一点问题。
三是干好活,真正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充分理解格申克龙事实,后发国家需要走完全不同于先发国家的赶超路线,因为发达国家不会把市场和技术免费送给你,你需要用更大的努力去争取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需要付出更多,所以你需要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和尽可能多的人的积极性。赶超结束后,你需要创新,所以需要建立开放包容的制度。
上面三个元素应该就可以解释和预测不同文化不同后发国家面对工业化和AI冲击的不同结局了,大家自己去想吧。
发布于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