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蒙元税负低的集体记忆，只是一个弥天大谎
1、所谓集体记忆的荒诞
谌旭彬在引用了《五茸志逸》那段话之后说
“吴履震写下这些‘怀念前朝’的文字时，朱元璋早已作古，魏忠贤也已经死掉，他不必担心会受到什么打击。唯松江人对前朝的怀念，自明朝初年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确实是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这既说明元朝的时光给松江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也说明朱元璋和那些遵循朱元璋治国祖训的后人们，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刺激松江人，在强化他们对前朝的历史记忆”
谌旭彬的有趣在于，他可以一本正经谈论他压根不了解的东西。他引用吴履震的话，然后连原书都不知道找来查一下，吴履震是什么时期的人，他的书写在什么时候，也完全不清楚。其中内容，抄本作者自己都明确承认篡改，他当然更不管。
据此可以大谈所谓“松江人对前朝的怀念，自明朝初年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这种自信的态度，确实是一件引人深思的事。
一个稍有点思考能力的人，大概不会真的相信什么“历史记忆”之类鸡汤。
任何人不妨都可以问问自己，能否记得祖父的父亲是何许人，更遑论祖父的父祖生活的年代如何，认为存在什么代际之间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来还原两三百年前的真实，近于梦呓。
大部分人能了解自己当代，生活当地周边的真实，就算不错了。
几乎所有人，真要能对五六十年前的事情有点深入了解，都要靠读书。，
如果所谓的历史记忆靠得住，后人也大概可以用还珠格格之类论证，当今的人对满清的历史记忆是何其美好，以此说明满清之仁善。
其实要了解蒙元统治下江南是什么情形，很容易找到元人文集里的各种记载，而不是乞灵于隔了两三百年，乃至三四百年的所谓历史记忆。
要了解晚明至清初的人对明朝江南是如何评价，也很容易找到大量完整记述，无论是范濂的云间据目抄，还是叶梦珠的阅世编，还是张岱的陶庵梦忆，都不是难于寻觅的珍本秘笈。
然而谌旭彬对这些完整的书籍似乎都不屑一顾，甚至连他自己引用的《五茸志逸》道光抄本影印本，他都懒得找来看，就可以言之凿凿，大谈特谈所谓“历史记忆”了。
这种自信，这种对明朝不加掩饰，近于恶毒的恨意，对蒙元的袒爱，究竟从何而来，确实是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
就这一点来看，倒是可以明白所谓的“历史记忆”，确实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按着他们的心意，随意捏造。
谌旭彬所谓历史记忆的实质，就是按照他预定的结论，预定的需要，从各类三四手乃至无根材料里，截取出符合他需要的片段，堆砌起来。用这种手法，一个人可以把历史塑造成任意他需要的模样。因为任何历史时期，都必然存在截然相反的描述。
不说历史，就是发生眼皮底下的新闻，真相如何，都可以同时存在两种截然差异的叙述。百多年后的人要塑造他所需要的历史记忆，直接把符合他胃口的那些描述，堆积起来，不就行了？无论他选取的材料，在当时来说，多么荒谬，对百多年后的人的来说，都成了史料，普通人哪来的精力去分析辨明？
如果断章取义收集材料，把二战时的美国描绘成地狱，把德日法西斯治下歌颂成天堂也没任何难度。
只要运用谌旭彬把明代说得暗无天日，把蒙元统治时期描写的天花乱坠的手法就行。
谌旭彬为了论证其所谓的“历史记忆”，还拉来了隆庆万历年间的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的一段话:
“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一夕也。”
谌旭彬引用的时候，还删掉了于慎行原文里的“其民止输地税”一句，大概自己也觉得于慎行这里说的过于夸张，容易被打脸，这种按需篡改史料的行为，似乎成了习惯，他圈定的读者受众群里，大概也没人在意。
然后评论道：“于慎行生活在明朝中期，吴履震生活在明朝末年，但对于元朝统治下的江南，他们有着几乎完全一致的集体记忆。”
于慎行是山东东阿人，也未见有他祖籍是江南，明代以后迁徙到山东的记载，他哪来的关于元代江南的所谓集体记忆？
谌旭彬笔下的“集体记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不仅可以流传三四百年，还可以跨越南北近两千里，于慎行对元代山东没什么集体记忆，对江南倒是集体记忆上了。
不过这么说，可能是太保守了
《谷山笔麈》同一卷里，还有于慎行对三代以前，春秋、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各地情况的描述。按谌旭彬的论调，大概是于慎行承载的集体记忆无所不及，他的乡邻以及历代祖先把一代代历史通过口传，留给了他。
说穿了，一文不值。这不是什么集体记忆，不过是于慎行看官修史书得来一些片段印象，又根据这些模糊印象，发感慨，记录下来，荟萃在一起。
其中难免有个别地方是原史书记述本身失实，再加上他读的粗枝大叶，记忆又易失真，导致扭曲错谬。
但说成读书而来的扭曲印象，多么陈腐无奇，又是多么容易追根溯源，让人查核考证这些说法源头的真实性。
谌旭彬给说成是“集体记忆”，顿时就充满了某种神秘光辉的色彩，一种穿越时间长河，穿透两三百年时光的力量，一种透过时间的阻隔仍流传不歇的记忆和感情扑面而来，让人感动地几欲流泪。
宽仁的蒙元虽然被暴虐的明朝推翻代替，但蒙元松弛自由的善政深刻烙印在民众的记忆中，一代代流传不歇，让于慎行，让吴履震等人都怀念不已。
这就是谌旭彬要给读者灌输的故事。
其实略翻看过《元史》的都知道，于慎行所谓的“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 是把一些蒙古官员鼓吹增加搜刮力度的言论，再加上元末奴化文人写《食货志》刻意粉饰蒙元恶政的言论：“世祖立法，一本于宽”，“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1]拼凑而成。
不说从元人文集里，就是单从《元史》本身就可以找到驳斥这种说法的大量材料，所谓“赋税宽简，他无征发”，“世祖立法，一本于宽”“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而于慎行拼凑这种元代印象，又是为了附会到他对当时明代江南富家大族“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的解释，认为这种情况是从元代沿袭而来。
谌旭彬不知道是读不懂古文，还是装糊涂，只看到于慎行前面半段说元代，对后面半段说“今佃户苍头至千百”，视而不见了。要按他的论调，那么明代江南也是“”赋税宽简，他无征发”才对。
不过这又和他对明代的抹黑完全对立了。
如果他认为于慎行对两三百年前的元代江南描述是可信的，那么于慎行对同时代明代江南的描述自然更可信。如果他认为于慎行对明代江南的描述是不可信的，那怎么又反而对其描述的三百年前的元初江南深信不疑。他大概觉得穿越三百年的所谓集体记忆，就是比眼前见闻，更保真吧。
这种为了截取符合预定结论的材料，到了漏洞百出，自相矛盾都不管不顾的行为，也堪发一笑。
有趣的是，于慎行说法依据的《元史》出处，谌旭彬后面也当成证据引用，当成是对所谓集体记忆的佐证：
“这种集体记忆不是虚构出来的。”
“这些描述，和于慎行、吴履震笔下的集体记忆完全一致。”
这种行径类似于，甲撒了一个谎，两百多年后乙重复甲撒的谎，还添油加醋了一些内容。
又过了几百年，丙郑而重之引用乙的记载，说这是体现某种集体记忆，又引用甲的谎言说佐证了集体记忆的真实性。
这种以谣证谣，以谎证谎的手法真是玩弄的熟练无比。把本来要论证的结果，当成论证的前提，这样的逻辑错乱，在谌旭彬那里是屡见不鲜的。
下面我们就《元史》中所谓“赋税宽简，他无征发”的谎言源头来做一下分析，看看这种说法和事实真相背离到了什么程度？

2、蒙元在江南 “一切未征”是真的么？

谌旭彬引用了元史里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元武宗至大二年官员的奏疏：
“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
另一段话是忽必烈时期“至元十八年（1281），元政府中书省的官员也曾说，‘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大元）后一切未征’”
其中这第二段话，谌旭彬还把时间弄错了，这是元廷中书省在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对忽必烈说的话， 而不是什么至元十八年。也不知谌旭彬把这段话提前十年是出于什么心理？
这两段话，在《元史》本纪当中都是有的。
有趣的是前一段话，谌旭彬给的注释出处是《续资治通鉴三，元纪十四》，后一段话注释出处是《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还给了中华书局版的页码。
同样都是元史本纪里的内容，那个续资治通鉴显然还是搬用元史本纪。那为什么谌旭彬还要给两个不同的出处注释呢？
这其实说明他压根连《元史》本纪部分都谈不上通读，他看的可能还是现代人的论文之类，看到某条引用说元朝好话的资料，就两眼放光，心中窃喜，将引用材料连同出处一起抄下来。也根本谈不上核对史料原文。
都出自元史本纪，相隔也不远，他都能分成两个出处，这只能是看的二手论文给的出处，他照抄沿用了。
哪怕一个忽必烈本纪，他也没完整读过。
所以他引用这条”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半点不觉得羞愧。
反而煞有介事的宣称“江南百姓在元朝治下只缴纳地税与商税，再无其他负担，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
然而只要通读过忽必烈本纪，甚至要求再放得更低一点，哪怕就是这条所谓江南“一切未征”的前后文部分读一下，就知道这是个笑话。
至元二十八年之前的记录，蒙元对江南的搜刮剥削已经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了。
至元二十年五月乙卯，“御史中丞崔彧言 ：『江南盗贼相继而起，皆缘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及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所欲。伺民之气稍苏，我之力粗备，三二年复东征未晚 。』不从。”
蒙元不需要什么专门差徭名目，有需要直接强征就行了。
尽管“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但谌旭彬依旧可以吹嘘成元朝对江南一切不征。
崔彧说“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及民者必以实。”
显示忽必烈统治下，蒙元在蒙元在江南的搜刮一向是“不量民力”，是强迫民众缴纳“土产所无”，是随意给低价强买民物。
南宋所谓七十多种差徭，调用民力物力，是需要名目的，也就是至少表面正当的理由和借口。超出这些名目之外，老百姓至少还能抗议一下，反对一下。
但对蒙元来说，他要搜刮百姓，要抢夺平民的物资，要让百姓做苦力，做工匠，完全不需要什么名目，百姓也根本没任何反抗的余地。
完全按其头目任性需要而定。
自然也不需要和南宋那样麻烦，要什么七十多种的差徭名目。想抢就抢，要迫人当奴工，就迫，哪需要什么七十多种差徭名目?
这才是所谓蒙元“一切未征”的真相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阿鲁忽奴言“曩于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其无艺业者多。” 也即随心所欲就从江南民户里划出了三十万当成匠户了，也根本不管其先前职业是什么，这导致“无艺业者多”。
之所以要从民户里划出三十万当匠户，无非觉得原来数量匠户奴隶的劳动，不能满足其需要了，再划拨个三十万来给他们当奴工而已。
因为是随心所欲的划拨，大部分人本不是工匠，当然也就“无艺业”。
后面说了放十九万无艺业者回去恢复民户身份。但已可见蒙元征调民力，不需要什么差徭名目，随时都可以把百姓当成奴隶来役使。
还有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这是忽必烈直接指使杨琏真迦挖掘南宋帝陵，取得的财富来修寺。
完全是盗匪行径，需要什么名目么？不需要。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
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直接把汉人的马全部搜刮抢去，这是赋役么？不是。这是差徭吗？不是。所以依旧是一切不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