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见闻# “愚昧”还是“理性”？农村酒席背后的三本账
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陈子漳

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各种酒席是那个物质匮乏，娱乐活动不多的年代少有的大日子，我们那边叫作吃“八大碗”。当然开心在吃，也伴随着一些害怕和抵触，面对各种熟悉或不熟悉亲戚的，每次去之前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并且提前问好谁是谁，不过这些抵触随着坐上桌后一块又一块“拔丝”的入口，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以前吃酒席是开心与害怕的交织，但是谁又能想到若干年后再次回到家乡，这种复杂的感情逐渐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无奈。

一、调研背景
我的老家是百强县的一个边缘镇的边缘村，自从出去读书之后离家越来越远，鲜少有机会回到这个小村庄，但每次回来各式各样的酒席都是随处可见，从以前就耳熟能详的喜酒、升学宴、满月酒到现在一些巧立名目不知所以的搬家酒、参军酒、开业酒等等。而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这些“无事酒”让笔者很是疑惑，甚至在一次和村干部的交谈中，对方就移风易俗方面叙述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经久不息的锣鼓声。

二、农民行为的“复合逻辑”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现代观念逐步向乡村渗透，乡村原有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在适应新时代要求方面面临一定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引导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其更好地契合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方向。从社会长远发展的视角看，一些传统习俗在当前环境下可能不再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不仅对村民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压力，也在无形中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面对这些现象，不少村民期待外部力量——包括政策支持与制度引导——能够帮助缓解由此带来的经济、人情与心理负担。尽管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出积极互动的趋势，但某些根深蒂固的旧有习俗仍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改变并非一蹴而就。
（一）经济账：沉没成本与人情闭环
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增强自我相对满足感；强调“效用最大化”而非“经济理性”中的利益最大化。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以及“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但是农民在背地里大办酒席明显背离了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他们的行为逻辑变成了基于沉没成本的“顶风作案”。与农民A的对话中他提到“真抓的没有几家，就算被抓到了罚几百块钱也比不办损失几万块钱强”。由此可见，这是移风易俗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只有办，钱才能收回来，只有办，才能止损甚至是回本。
这本经济账笔者就没算明白，笔者上大学、考研究生那会儿，中央正加强推行移风易俗，市机关以及各街道、乡镇、事业单位等都下发文件，明确不允许大操大办，违规严肃处理。笔者父母作为老师，肯定是更不可能办了，那问题就来了，农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通过“差序格局”来区分亲疏远近，依靠“人情来往”维持关系，以前交出去的钱该怎么收回来呢？表姐结婚了办酒宴要出份子钱、生孩子了办酒宴，作为长辈要给孩子包红包，满月了办满月酒又要给点钱，还有人情来往的各个方面数不胜数，那我作为家族中最年幼的幺儿，没有结婚，生孩子更不知道是猴年马月，这个钱该怎么收回来呢？在熟人社会中，红白事操办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场人情交换的闭环，以前送出去的份子钱要通过一个正当场合收回，否则之前的人情投资就烂在了别人手里，同时也切断了未来人情往来的纽带。
（二）社会账：乡土情怀与关系维系
酒席是维系乡土社会文化网络的稀缺窗口。乡土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由熟悉感与伦理责任编织成的网络，费孝通称之为熟人社会，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民从传统村庄中得到解放，社会结构和生产单元发生了改变，贺雪峰称之为半熟人社会。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大量人口流动使村民之间“知根知底”的程度下降，传统的地方性共识开始解体，外出务工人员每次参加酒席都是对这种“知根知底”和地方性知识的重塑。乡土是血液里未命名的河，它流得缓慢却从不断流，就像费孝通说的那样，你负起出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屋檐的草青了又黄，村里的狗生了一窝又一窝。那些早已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年复一年替你活着。离家的你像墨洇透宣纸，初时浓厚一滴，几十年后散成青灰的云，你只记得离家的那条线，从笔尖出发，迟迟没有落款，因为你在离开之前就已经扎了根。现代社会是和乡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现代化改变了每一位在外游子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根仍然在乡土，只是在现代社会开了枝，散了叶。而酒席就是每一位在外游子维护与乡土社会联系或者重新与乡土社会建立联系的稀缺窗口。返乡游子B说：“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妹妹，我们有些出去打工了，有的留在了村里，我在县城里务工了二十多年，后面就在县城安了家，和在农村的亲戚朋友就很少交流了，也很少有机会回去，越来越像城里人，和村里的联系越来越弱，但是我的根还是在村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想等我退休了就回农村去养老，前段时间四丫孩子结婚办婚宴，邀请了我们参加，之前也有过其他亲戚邀请，每一次参加都能让我感受到外出多年来少有的安心，感觉自己和乡土的联系还在。”

（三）面子账：身份展示与社会评价
酒席是证明自己的机会窗口。不办视为无能，在村里抬不起头，在农村情境中，酒席的规模、档次、宾客数量，早已超越了情感表达本身，成为家庭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展示舞台。在熟人社会环境中，“面子文化”根深蒂固，礼金数额与操办规模往往与个人社会地位直接挂钩。这一逻辑是乡村风俗的异化和地方性共识蜕变的产物，这样，酒席的操办就不再是单纯的关系维护和互相帮衬，变成了相互攀比。在90年代到2000年初，大量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或者下海经商，城市的繁华与乡土的凋敝形成的巨大落差以及城市大量就业岗位和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村青年最直接的动力。20多年后，这一批离家的青年或有所成就或为生活而奔波，但是从古至今刻在骨子里面衣锦还乡的至高荣耀让他们抓住了酒席这一展示舞台。返乡游子C是二十多年前离乡闯荡的一员，他离家之后随着一位长辈到江苏连云港打砂赚了第一桶金，后续慢慢转型成了一家新材料公司的老板。在前些年他侄子考上985大学，是他们家第一个大学生，他特地回乡大摆宴席80桌，原本在村里人们也只是略有耳闻谁家大儿子还是谁在外面不得了，现在他一举成立村里的大名人。返乡游子C说：“我在外面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为的就是有一天衣锦还乡，就是要别人都看见我。”返乡游子B是衣锦还乡的代表，相对的自然也就有混得不好的。返乡游子D也是同一时期离乡闯荡的一员，原本他是乡镇的中学老师，出身书香世家，20世纪90年代末，他不顾家人劝阻，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去到北京，在北京科技大学继续深造后就一直留在了北京，但是他的北漂之路并没有那么顺利，其间打过工，创过业，赚过也赔过，20多年过去还是在为生活奔波，甚至欠了一屁股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锐气的逐渐褪去，乡土的吸引力越来越强烈，但是他不敢回去。他说：“20多年来，每次回家都被乡邻看作是在外奋斗成功的典范，学历高、有能耐，但是现在欠了一屁股债真快装不下去了，每次出礼都出得最多，出得少了怕别人看不起，前些年老四去世，在仪式上做足了功夫，表面功夫不到位，会被人认为在外面混得不好，不敢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外面混得不好，尤其是父母。”

三、“地下酒席”的治理困境
（一）“悬浮”的基层政权
乡风文明的治理具有其独特性，更多依托于非正式规范、文化认同与社会共识来引导村民行为，而非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在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曾是基层治理的常态，地方事务多由乡绅、宗族长老或地方有影响力的人物维系，国家权力对乡村的直接介入较为有限。这种治理格局虽维持了地方秩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治理体系向基层的深度延伸。
新中国成立后，为推进现代化进程，国家逐步加强了对乡村社会在组织、资源、制度和经济等方面的整合，推动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整体框架。有学者指出，这一过程改变了基层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原本植根于地方社会的认可，逐渐转向依赖自上而下的授权机制。随着授权逻辑的转变，基层治理的重心有时更倾向于回应上级要求，而非充分回应本地实际需求。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基层政权与村庄社会之间的联系趋于松动，原本应作为桥梁的治理单元，在某些情境下反而显得“疏离”。
这种“疏离”状态不仅弱化了公共权力在村民心中的亲近感与可信度，也在无形中影响了政策在基层的落地效果。当治理缺乏深厚的社会根基时，即便意图良好，也可能因理解偏差或执行脱节而难以获得广泛支持，进而对基层治理的公信力构成挑战。
（二）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
不加制止引导的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等农村陋习会导致村庄经济分化加剧，最终转化为社会分层。熟人社会的阶层生产和阶层分化源自富人阶层通过攫取村庄公共性而建立自身的正当性支配地位，从而导致熟人社会的撕裂，富人群体的行为标准成为村庄社会的统一标准，导致部分穷人跟不上富人的标准，最终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形成阶层区隔。虽然有学者提出引导村庄“面子竞争”向公共领域转变，将大操大办、相互攀比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村庄慈善，对富人群体进行价值引导和舆论引导，在富人群体中宣传“比捐款、比慈善、不比排场”的观念，将富人展演与竞争的动力导向村庄的“公”，通过各种方式对捐款者进行褒奖，从而让富人获得面子感和荣誉感。但是这本质上并没有消除竞争，知识改变了竞争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富人内部可能会出现新的恶性竞争。其次这种机制的潜在风险是富人主导权向公共性的僭越，当富人捐的越来越多，其在村庄中的话语权就可能会在无形中增大，社会经济分层消失了，新的基于权力的社会分层可能会慢慢形成。
村庄社会生活看似热闹非凡，但在这热闹的攀比竞争中，不仅耗散了农民家庭的经济资源，而且为村庄社会关系带来了紧张和压力，甚至可能撕裂村庄社会，消解村庄公共性。移风易俗不应仅是对陋习的否定，更应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功能。治理策略应从禁止转向引导，通过制度化的公共仪式替代“地下酒席”，重塑村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