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的专著《宋代皇亲与政治》就宋代皇亲国戚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认为“道德之美”、“大臣之直”和“家法之善”是使得宋代“无内乱”的三个原因，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统治者对皇亲国戚的“制止得其道”。其中在谈到宋代的“待外戚之法”时认为，宋代统治者对外戚“优遇与防范相结合”，且“关键在于不给实权”，其对宋代外戚制度的总结对于我们研究明代“无外戚之祸”的原因也很有启发。苗书梅《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一文也认为，宋代较成功地防止了宗室、外戚擅权和宦官祸国现象的发生，与宋王朝对宗室、外戚和宦官的任用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而在外戚的任用制度方面主要是遵守了“崇爵厚禄，不畀事权”的原则。事实上，宋代的这一外戚任用原则对明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基本为后者所继承。
白文固《宋代外戚恩荫制度浅论》一文则试图通过对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探讨，来更深刻地认识宋代的选举制度和宫掖外戚制度，认为外戚恩荫制度是宋代诸多腐败制度中的一项，它与科举制度选贤举能的精神格格不入，加大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冗官之弊，更使一批不谙文修武的纨绔子弟进入官僚队伍，导致官僚整体素质的下降，进而加深了宋政权的危机。虽然作者对于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负面影响略有夸大之嫌，但其对宋代外戚恩荫与科举制度之间矛盾的解析却有助于我们理解明代以阁臣、部臣、言官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抑制外戚势力的制度根源。张儒婷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外戚地位研究》则力图通过对宋代的“待外戚之法”，以及外戚的出身、任官和经济状况等方面进行考察，来分析宋代外戚的地位以及导致其地位下降的原因，其研究的思路及观点的论证对于本研究都有不少启发。而杨光华《宋代后妃外戚预政的特点》一文则认为，宋代虽然也有后妃、外戚预政，但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即后妃干政尤其是太后垂帘听政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她们很少援引外戚执政；外戚预政现象较少，没有产生外戚政治集团，没有出现外戚政治格局；后妃或外戚的政治权势扩展有限，没有给王朝的统治秩序造成大的波动。外戚预政少见且权势有限的原因则在于宋代后妃、外戚缺乏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又受到官僚地主阶级的多种限制，而且宋代后妃、外戚较能自我约束。虽然杨文提到的后妃、外戚预政特点与明代并不完全相符，但其对后妃、外戚权力有限的原因分析则对于本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