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读《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时批注道: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以此来告诫人们:胜利往往就存在于最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毛主席在阅读《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时，很注意汴军两次围攻晋阳的战役。他从李克用两次转危为安、转守为攻的战例中归结出"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的结论，从而告诫人们：胜利往往就存在于最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在唐朝末年至五代初期的众多军阀中，实力仅次于朱温的为占据河东（今山西）的李克用。李克用，"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日沙陀，而以朱邪为姓"。
唐德宗时，沙陀内附，居定襄神武川的新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南）,"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新五代史》卷四《唐庄宗本纪》)，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庞勋据徐州，唐发十路大军攻庞勋，酋长朱耶赤心率领沙陀军，在义成节度使康承训部下充先锋，作战有功，被任为大同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公元878年，李国昌子李克用杀唐大同防御使，占据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市）,攻夺州县。公元880年，唐军击败沙陀军，李国昌、李克用率亲属逃到阴山一带。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后，河东监军使陈景思请朝廷招李国昌父子，唐僖宗任命李克用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后李克用同其他唐朝军队一道，将黄巢起义军逐出关中，李克用被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李克用据有河东，以太原为基地，积极参加割据战争。李克用优宠军人，对军人的违法违纪行为管制不严，所部亲军都是沙陀等部游牧人，"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老百姓深受其害。其子李存勖曾劝他整顿纪律，李克用不听，却说，现在四方诸侯都在出重赏招募勇士，我要是治军太严，他们离我而去，我独自一人怎能保住现在的基业。然而，李克用又绝非一个没头脑的人。他占有河东后，曾几次出兵关中，帮助唐朝廷对付关中地区的割据者，做出一副拥唐的姿态。李克用这样做，是想控制唐朝廷，在政治上争得主动。朱温灭唐之后，李克用也始终不放弃拥唐的名义。这说明，李克用是有谋略的。黄巢起义军被镇压后，李克用与朱温结下深仇，双方发生了一连串恶战。交战的结果是：朱温一方控制了整个河北及山西西南部地区，李克用的势力基本被限制在河东范围内。随后，朱温又试图一鼓作气攻占河东，彻底消灭李克用势力。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春，朱温派大将贺德伦、氏叔琮领六路大军合击太原，氏叔琮自太行路入，张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从周自土门入，张归厚自马岭入，王处直自飞狐入，侯言自阴地入。交战初期，李克用一方十分被动，许多将领投降，原来控制的很多地方被朱温的军队占领；朱温军一路进攻，逼至太原城下。太原城危在旦夕，李克用已经作了全线撤退的打算。《旧五代史》卷二《梁太祖本纪二》称李克用"虽时出精骑来战，然危蹙已甚，将谋遁矣"。此时，后梁军也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连旬淫雨，粮草供应不济，士卒多患疾病，加之李克用的将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精兵强将出城突袭掩杀，使朱温的军队十分恐慌。于是，朱温不得不下令撤军，李克用一方经过坚守，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随后派精兵追击，杀获甚众。取得了此次战役的最后胜利。对于李克用此次经过艰苦守城最后转守为攻大获全胜的经历，毛泽东感慨颇深。他读《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纪下》记载此次交战过程的文字，写了如下批语："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毛泽东批语中所谓"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在战争中是个并不少见的现象，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批语针对李克用坚守太原这次战斗，强调其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含义"世态每每如此"；其二，毛泽东在这一批语中所抒发的感慨，其中应当也含有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很多时候都可以称得上是"最危急之秋"，如"四·一二事变"之后，反围剿时期，长征过程中和初到延安之时。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下，毛泽东始终都能够保持镇定，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到来。毛泽东的这种自信、乐观的精神状态，无疑对夺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产生着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