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文库# #日新学者说# 《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我与“山西票号”这一研究题目的结缘，可谓偶然之中自有必然。大约在2000年前后，平遥古城刚刚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久，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带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走进平遥古城，详细介绍了被誉为“清代华尔街银行”的日升昌票号。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山西票号的存在。

大学期间，我选择修读历史与经济学双学位。在学习过程中，“李约瑟难题”几乎是每一位经济史学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长期领先于其他文明的前提下，中国为何在近代经济发展中不再居于领先地位？为何中国并未成为工业革命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近代中国的“华尔街”为何走向衰落——换言之，中国近代金融制度与体系究竟与西方有何异同？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硕士期间，选择以山西票号作为研究切入点。当时，我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将西方近代银行制度及其发展路径作为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以此作为分析山西票号兴衰的参照系，从而得出结论：票号的衰亡，是近代经济发展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扩张背景下难以避免的结果。

硕士毕业之后，我一度对山西票号这一题目心生畏惧，或许正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博士初期，我曾尝试四处寻找新的研究课题，但每一个题目都只是浅尝辄止。原因在于，我逐渐意识到：关于山西票号这一问题，我仍未找到一个令自己真正满意的解释路径与分析框架。事实上，与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相比，拙著《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在分析视角与理论框架上已可谓脱胎换骨，甚至可以说，我几乎推翻了自己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形成的全部观点。

在重新梳理和分析山西票号历史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摒弃了以西方现代金融与经济发展作为“理想型”的研究范式，努力将话语权交还给票号自身，以及参与票号经营的经理人和家族成员，从而试图超越西方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理论中常见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话语霸权——例如内陆地区与通商口岸、国家与市场（或市民社会）、法律与习俗、经济理性与社会规范、家庭作坊与现代企业等——对中国近代经济与商业史所造成的误读与曲解。

——王路曼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