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从本届金熊奖得主看#柏林电影节#“电影与政治”风波：

一张被社媒广泛传播的照片，也就是柏林颁奖礼终了时，现任柏林总监Tricia Tuttle和《围城纪事》剧组的合影似乎引起了德国政府的不满——Tuttle有点两头不是人的感觉，一边有人觉得她过分圆滑，没有表现出反以态度；另一边德国政府又不满她与发表反以演讲的剧组合影。

而同时，获得金熊奖的德国/土耳其联合制片电影《告知信》中的女主角，也是因为在强政治议题的话剧首映后，作为主演，拒绝和前来的政府高层合影，这个事件成为了女主角被剧团开除和封杀的导火索。

电影内的拒绝合影，电影外的参与合影，都引起了一场风波。玩笑般的偶然。

金熊奖影片，伊尔凯尔·恰塔克执导的《告知信》以情节剧的方式高强度地展现了当下的政治困境：身为大学教授和话剧作者的丈夫因“怂恿学生参与抗议”而被学校停职开除，甚至随后被起诉，同时身为著名演员的妻子因拒绝和官员合影和反抗剧团下架丈夫所作的话剧而惨遭开除。带着女儿，两人被迫回到丈夫的母亲家中借住，他们也被迫另谋生计：丈夫屈从妻子哥哥的安排成为了出租车司机，妻子也随后选择出演公立电视台的肥皂剧。

当《告知信》获得金熊奖之后，许多人将这个选择再次简单地解读为文德斯对于自己在开幕式上：电影应当远离政治“论调的回撤，或通过实际行动暗示自己真实的不被审查的态度。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这个尘埃未定的敏感时刻，我们需要保持着更高的警惕，审慎地对待每一次碎片的发言剪贴，或者突发的新闻标题。我们不该陷入二元立场，在支持文德斯和反对文德斯之间选择，在支持电影节总监和反对电影节总监之间选择。

我们应当反省我们在判断时所作的假设和被忽略的前提，承认我们所持有信息的局限，理解一切运作背后都存在的复杂逻辑：我们究竟目睹了什么？

《告知信》中非某种纯粹的政治呼吁，即便不假设《告知信》完全印证了文德斯在开幕式上的争议发言，这部作品至少绝对没有翻转，或否定文德斯所强调的人文主义复归。

这部电影呈现了高度复杂且模糊的政治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一种辩证：我们不断地目睹更多的妥协，更多的无奈，和更多的现实困境——

丈夫为了求职而接近妻子的哥哥，被迫地前往清真寺进行礼拜来换取保守人士的信任，最终获得出租车司机的工作；

妻子放弃了参与丈夫主导的地方小型剧团的激进政治剧作，最终选择了参演带有宣传意味的公立电视台的肥皂剧作；

在他们的女儿离家出走后，这对一向反对执法机构和监管的“进步人士”却私自借用关系与警方勾连获得了女儿熟人的地址，最后违法闯进了别人的私人公寓将女儿暴力带离。他们最终向现实妥协，甚至因家庭情感选择做出伪善的行径。

另一方面，这两个主角也是安逸的享受者，特定果实的既得利益者：

丈夫在地方的小型独立剧团偶遇了曾经的合作伙伴，被对方谴责，他们在这次危机之前唯在都会的公立大学和国家剧院享受良好的物质条件与和平的斗争环境，然而地方上的友人却勇于不断在边缘上进行着更为激进的创作实践；

当丈夫和妻子回到丈夫母亲的家中继续照顾女儿的时候，留在首都同样被停职调查的大学同事却选择在公共草坪上继续授课，并将录像在互联网上免费公开，高调保持着运动的姿态。

然而，这两位主角却选择了回避，他们选择了在机构内部进行更为温和的斗争，然而只有这一切都不再被允许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曾经享受的特权。

《告知信》本身通过情节剧的强度和对背景的充分渲染使观众对角色的遭遇感到共情，它当然批判了某种现今存在的对特定政治话语进行的、令人不齿的封杀审查和系统性压迫。

然而辩证地，《告知信》也同时呈现了人作为个体所面临的现实境况和私人情感，或悲伤或嘲讽地呈现他们的软弱和妥协，又或许反向地批判持这类斗争观点的人都是“伪善且天真的高知中产阶级”，似乎也服务于保守主义的叙事。

影片似乎并未在两者之间坚定地站在一侧，而是相对辩证地描绘了某种困境——影片结尾，在妻子片场豪华的房车中，丈夫躺在床上透过一层玻璃望向天窗外的蓝天。

它是某种对于正在失败的斗争者的慰藉？

还是愤世嫉俗地否定了在建制内部温和改造的从业人士？

它是否证实了文德斯所支持的某种人文主义转向，以个体的视角出发展现个体做面临的困境？

它又是否呈现了某种危险的修正主义倾向？

我并不确定，我依然没有答案。

在《告知信》的开头，当丈夫和妻子还沉浸在他们的政治话剧首演成功的喜悦之时，他们十三岁的女儿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真的相信这可以改变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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