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来了！小村庄里的政治谋杀案
1946年8月，一天深夜。
张店来的五名特务，在村南坡的坟地里，与等候于此的原农会主席姚敬修接上了头。然后，姚敬修又返回村里，找到农会秘书高绍贤。他们在坟地里开了个现场会，共同研究了暗杀方案。随后，又把特务带回来村，安顿在副村长贾洪柱的家里。
贾洪柱当天不在家，当然对特务来村的目的更不清楚，家里人也不敢问，只当是县区里下来的“同志”。第二天，贾洪柱回家，刚进门，就被特务们用枪堵着，大吃一惊。
不等开口，特务就威胁他：“不要声张，更不准对外人讲，否则对你不利，杀你全家，只要合作，保你安全。”
这时候，屋里的高绍贤、姚敬修也走出来打圆场，表示这是张店来的“朋友”，只要乖乖听话，有你的好处，“国军”和“政府”回来，就是“功臣”，还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是跟着“穷党”，玉石俱焚，还是跟着国民党，升官发财，全在一念之间，你可得好好想想啊！
在特务的威逼利诱下，贾洪柱骨头一软，跪倒在他们面前，磕头如捣蒜，表示愿意投效“政府”。说白了，投敌变节，当了叛徒。
外贼家鬼，沆瀣一气，高绍贤、贾洪柱主动提出，晚上召开村民大会，说上级来了文件，有重要事情通知大伙儿，刻不容缓。大会结束后，再约其他村干部，到积极分子周怀亮家，研究具体工作实施。等人来齐了，大门一关，把主要干部，来个连锅端，保证谁也别想跑！
晚上开会，高绍贤拿份旧文件糊弄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识字，也没觉察出问题，会后就散了。高绍贤拽着大家，东拉西扯，故意拖延时间。给特务们在周怀亮家控制住局面，提供掩护。
周怀亮家在死胡同尽头，独门独院，院子里孤零零一间房，方便他们动手，又不容易惊动村民。趁大家开会，庄户人家睡觉又早，无关人员都休息了，街上没有行人，几个特务在姚敬修的带领下，赚开周怀亮家。把家属都捆住，堵住嘴，塞到房后，然后张网以待。
就这样，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捉一双，周家关了一群人，有村干部，也有男女积极分子。其中就包括先到的民兵队长高金和，特务下了他的托盒枪（土造驳壳枪，有其形无其实，只能打一发子弹）。
特务先对女积极分子进行拷问，问她们，这里面（包括男女），都有谁是共产党员？姐妹们咬紧牙关，没一个孬种，怎么殴打和侮辱，也不说话。接着，又对男积极分子进行反动宣传和恐吓，还是那套“恩威”并济，结果毫无所获，没有人上当，更没有人当孱头
不久，村公安员李英俊背着一支托枪（土步枪，也是“单打一”，只能打一发子弹）来了。刚进来，也被下了枪。不过英俊同志是好样的，敢于斗争，又踢又打又骂，几个敌人也难捆住他，有个特务急眼了，开了枪，打中他的肚子，肠子流出来，血流了一地……
听到枪响，农会主席高宗顺闯进来，大喊一声：“谁打的枪？”
李英俊捂住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连声叫喊，看到老高进来，他用劲气力，说道：“特务来了，快走！”
高宗顺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张店来的特务里，有他的亲弟弟高云卿，一看是大哥，赶紧说：“哥，你不要怕，快跟我们走。”
这阵势，老高当即明白，这是里应外合，特务叛徒布好的局，要抓杀我们的同志。别看亲弟弟是特务，但高宗顺同志的阶级立场非常坚定，他呵斥敌人：“你们这些死孩子，还想造反吗？杀了我们，能杀光全村人们吗？”
兄弟俩政见不合，当地在院里厮打起来。
被捆的女同志里，有位叫王凤英的，跟高家是亲戚，出来劝解，希望高云卿不要把事情做绝，将来回不了家……
高云卿哪管这些？一枪托，就把王凤英打倒在地。高宗顺趁机夺回李英俊的那支枪，想冲出去，召集民兵救人。特务们纷纷上去夺枪，老高说啥不撒手，死死咬住高云卿的手，后者吃痛，一声怪叫，大喊：“弟兄们快上，赶紧弄死他！”
一个特务跑过来，对着高宗顺头部就是一枪，高宗顺同志当场牺牲。随后，他们又杀了高金和。眼看李英俊也活不长（失血过多，抢救后口渴，又喝了凉水，第二天一早死去），目标完成，特务们迅速撤离。高绍贤、姚敬修和贾洪柱，由于没有暴露，特务让他们继续潜伏，作为内应。农救会的三支土枪，两长一短，也被特务带走。
经过这场残酷斗争，椒园村群众的情绪，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仅仅是群众和干部的革命警惕性不高，对敌我斗争尖锐性的认识不够，农救会干部工作经验不足，素质亟待提升，才造成这起政治谋杀案件的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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