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0年泗州沉没后，黄淮水系的治理优先目标转向保障漕运通畅。由于漕务、河务、盐务的相当大部分集中于淮北地区，淮北成为随时需要为大局牺牲的局部。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的阴影一直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发挥其无所不在的能量，最直接地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所有人只能改变对行政权力类型的依附，而无法改变对行政权力本身的依附。
淮北的问题，从表面看是漕运、河患、盐政，其实质是产权的悬置性，局部的生产基础在政治命脉前是随时可被牺牲的。最高统治者最为关心的是保证漕粮的运输，对淹没民间田庐则并不顾及；由于河工费用巨大且长期，摊派的层层转嫁最终由地方社会承担。而且，巨大的水利工程最能满足好大喜功的统治者内心的需要，当时被夸为泽及万世，一劳永逸的治水工程，却像顽疾的疮癣周而复始，没有底尽。更别说巨型工程还为个人牟利提供巨大空间，单利益集团也不肯放手这块肥肉，通过市场机制低成本解决问题就是说笑了。由于治河本身就是官场政治的一部分，在河务中打击异己的现象也并不鲜见。水患是淮北衰落的根本原因，而水患的形成基本上是人为的结果。任何寄希望于官员自律和君主恩威，而不是依靠制度性建设来防止腐败的想法均是极为幼稚的不经之论。漕运是把东南财赋输送到京师，治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榨取，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动员，动员手段的残暴程度与所做的工程大小成正比。水利工程不可能使所有地区都获利，往往一个地区享受水利之时，另一个地区却正在承受水害。土地反复淹没、临时摊款却几无限制，生产与负担之间的长期失衡进一步削弱地方的自我修复能力。盐政属于高度垄断的行业，盐引制度把经营权和行政权进行捆绑，盐务利益的分配基于权力的高低。帝国把盐业当作收税的工具，缺乏使之改进的经济竞争，盐官是最肥的差职之一。从官场政治的角度来看，盐政是皇帝控制臣属、上级官员控制下级、不同职能的官员相互控制、巨商控制小商、豪绅劣吏控制平民百姓的工具；从国体的本质来看，盐业是那些拥有各种权势的利益集团有意识地维持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再运用各自的权势进行博弈，从而分润制度性暴利的舞台。盐业既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又是把握政治及社会的工具，但无法成为淮北经济起飞的龙头。淮北既是盐区又是课税区，底层负担再次叠加。
漕运是政治命脉，河务是财政黑洞，盐务是财政支柱。淮北不但承受着二元经济之苦，更承受着二元政治之痛。自相矛盾又漏洞百出的意识形态除了依赖暴力外，只能靠表里不一、人格分裂、喻利弃义的卫道士们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地鼓噪壮威。以均贫富、杀富济贫相号召解决淮北问题的逻辑，是把经济积累的不平等视为社会的万恶之源，而仅从均分财富来解决淮北社会的问题，只能是扬汤止沸。即使把财富平分得非常彻底和公平，但只要权力的不平等没有改变，经济上的不平等将很快故态复萌。而把所有罪恶都推给聚财、敛财，财富本身又被强加一种原罪。权本位造就的是比一般人身依附更糟糕的对权势的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