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 对低彩礼结婚家庭给予创业、就业等政策激励】 今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2026年全国两会，“高额彩礼”问题也成为代表们关注的一项社会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石炳启。

李燕锋提出，可以制定彩礼限额，并对低彩礼结婚的家庭给予创业、就业上的激励。石炳启则在8年的乡村治理工作中探索出“低彩礼新风尚”工作经验的“五部曲”。经过多年努力，石炳启所在的河间市已刹住彩礼跟风上涨的势头。同时，石炳启提出，可因地制宜，以家庭年收入的2-3倍作为当地彩礼的上限标准。

高额彩礼催生骗婚、婚托 建议统一标准

李燕锋认为，高额彩礼现象源于人情社会中的攀比、面子心理等原因。“同样是这个地方的，你的彩礼那么多，我的少了，就好像很没面子，”进而形成“价格内卷”，彩礼越来越高。两广地区的彩礼多为6.8万、8.8万，在全国相对较低。即便如此，依然可能引起攀比。李燕锋以一个女性朋友为例，她结婚时的彩礼是6.8万，婚后生育两个孩子，但到小叔结婚时，彩礼10.8万，她顿时有了“心理落差”。一家尚且如此，不同的县乡、省市，则可能愈加“没有底线”。

李燕锋举例，她在调研中了解到，浙江某地一对夫妻都是农民，他们的儿子娶媳妇要28万彩礼，此外还要五金，“一场婚礼下来，要花四五十万。”而这笔钱，几乎是整个家庭的积蓄。“彩礼”作为中国婚礼习俗中的物质标志，存在不同形式，“有的地方表面上说不要彩礼，但又必须要有房有车，其实本质一样。”高昂的彩礼，加重了结婚成本，叠加孩子教育成本等因素，可能让年轻人“望而生畏”。

“为什么以前结婚、生孩子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现在却阻力增大？有很多因素，但高额彩礼是最大的阻力之一。”李燕锋认为。高额彩礼导致结婚变味，也催生了骗婚、婚托等违法犯罪。不光农村存在“高额彩礼”问题，城市里也存在，当前流行的现象是，为给下一代娶媳妇，不少家长从中年开始就省吃俭用，开始攒钱。“高额彩礼”的治理讨论多年，李燕锋认为，只有明确规定，才能刹住这股不良风气。她建议出台一个统一标准，“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我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

一位村支书的基层经验：标准要考虑不同经济水平

石炳启介绍，早在10年前，沧州河间市就开始在治理“高额彩礼”方面开展探索。石炳启2018年2月从北京退休，回到大庄村老家，担任党支部书记。8年来，他在移风易俗，尤其是婚俗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五部曲”工作方法。

石炳启告诉记者，解决农民的高额彩礼难题，更为关键。石炳启发现，很多时候，要说服年轻人接受低彩礼相对简单，说服长辈接受却不容易。

为了给宣传教育留下足够时间，大庄村的红白理事会章程规定，举办婚礼需提前两个月报备，这样就为村干部了解彩礼、婚礼等情况和做工作留下了足够时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会把一些好的例子讲给大家。样板的作用很重要。只要消除攀比心理，事情就好解决了。”

但石炳启认为，制定统一标准不利于执行。他建议，各地区在制定彩礼最高限额时，可以以家庭年收入的2到3倍作为依据，“不至于对家庭的后续发展和生活造成太大的负担。”经过几年努力，河间市多个乡镇的彩礼水平保持在平稳略降的水平，“在一些地方彩礼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大庄村所在的附近几个乡镇一般是5万到8万彩礼，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标准。”

对低彩礼结婚家庭，可否给予激励？

石炳启提到，收彩礼的情况中，绝大多数父母最终都把钱交给了年轻夫妻，但高额彩礼仍然阻碍着婚姻的顺利进行。此外，近年逐渐流行的订婚宴，也是加重结婚负担的新现象。“结一次婚，要办几次宴席。”石炳启并不认同。

几年下来，石炳启越发觉得，“零彩礼太绝对，不一定符合人情伦理和风俗习惯。”因此，倡导“低彩礼”更容易被接受。最近几年，大庄村顺利实行了彩礼不超过5万元的规定。

李燕锋和石炳启均提到，对于一些实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家庭，可考虑给予一些激励机制。“比如，能不能为这种家庭的创业担保、贷款，或者产业、就业扶持方面，提供一些政策倾斜？”李燕锋认为，要从“强制规定”和“政策激励”双重手段下手，才能对抑制高额彩礼起到实质的作用，“让大家回归婚姻平平淡淡的本质，都结得起婚、生得起娃。”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石炳启对风气的改变之难深有体会。他指出，一个地方可以经过努力把彩礼价格降下来，但当今的人员交流已不限于三乡五里，跨地区、跨省联姻普遍，因此单靠一个地方的治理远远不够。“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也不是一个乡镇、一个县能解决的事儿。它是一个全社会互相影响的事，所以需要上下共同发力。”（红星新闻）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http://t.cn/AXcDXb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