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这个机会与场合，写个长文，呼吁一下：
#建议将农村养老金提升至500元每人每月#
提高农民的养老金，目标不是提高农民的获得感，而是为了解决“内需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为方便理解这样说吧：

参与二次分配的人有100个人，用于二次分配的钱有100块，其中20个人分得90块钱，其他80个人分得剩余的10块钱，那么这20个人的消费能力就是溢出的，他们甚至会有大量的积蓄来帮扶子女跟孙辈，而那80个人的消费能力就是弱化的，他们的消费需求就会被抑制，除了最基本的生存消费，基本上不会有消费其他性质的商品与服务的主动意愿，即使有消费的刚性需要，也可能会主动放弃消费，甚至还要子女孙辈帮扶自己才能完成生存与生活需要。

社会消费是个人消费的汇聚，很多人是没有注意到那两代人里面农民身份，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的人的总构成比例，如果大部分人熟知了那个年代的人的身份比例，网络上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的噪音了。

（1975年中国大陆常住人口总数为92420万人，城镇人口总数为16030万人，乡村人口总数为76390万人，不计算城镇人口中没有“商品粮”的，单说农村人口，占比就是82％）

占社会大多数人只分得二次分配的极少的一部分，内需不足自然就是对应这个现状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的局部溢出与整体不足。

中国是工业大国，内需扩大，要的是整个社会对基础工业品消费的扩大，二次分配的结构性不均，带动了在群体性不富裕的同时小比例的奢侈品与服务性消费的繁盛，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即使是“小比例”，在绝对人口规模上也是很大的数字罢了。但是大多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年度可支配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的现实，意味着基础消费的不足，而基础性消费不足，对经济运行的积极影响，要远大于高层次消费的过剩。

（大病补充医疗推行之前很多农民放弃治疗大病就是现实情况）

从现在的一百来块钱，提高到四五百块钱，是很赞成，但是也要看到意义不大。

二次分配的“收入差距”导致的原因是，高基数与低基数的人在很久以前，就执行相同的年度增涨系数，一个月60块钱跟一个月6000块钱等比例增加几十年，那绝对数额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社会用于二次分配的财富是有限的，具体的，不是无限的。

所以，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给老年人中最低比例的那批人涨多少的问题，而是一方面那些养老待遇已经很高的那批人，若干年内，就不要再涨了，养老金的增涨，若干年内，重点放在涨那些养老金极低的人的基础养老金上面来，等群体性差距缩小到不影响社会经济运行了，再说。

延伸：

一个社会的激励机制，重心应该放在对处在“工作”周期中的人类的激励上，工作阶段实现差度，对于提高劳动积极性会有更好的效果，至于已经退出工作阶段，退休后的时候，整那么大的差度做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退休后差度更高，退休后属于“木已成舟”阶段了，激励人们劳动的效果已经大大降低了。

鼓励竞争与劳动积极性的着力点，应该是在年轻阶段而不是年老阶段。